粘罕和斡离不于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从开封撤退之前，册立了原任北宋宰相的张邦昌为楚帝，使其在女真贵族支配之下统治黄河以南地区。
金人在撤退前，虽曾按照赵姓皇室的谱牒把皇室中的男女老幼俘虏了去，但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这时正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名义，在河北进行建立帅府和组织部队的事，幸而得脱。金兵撤退以后，宋廷旧臣不再拥戴张邦昌，而把赵构拥戴出来。靖康二年五月，赵构即位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
高宗即位之初，起用李纲为相。李纲是北宋末年抗战派的代表人物，后来虽被排斥出政府，其在士大夫间的声望却越发提高。这时河东河北的忠义民兵已在当地对女真兵马展开斗争，李纲要把这些力量加以领导、组织和使用，便推荐张所作河北招抚使，王躞、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副，宗泽为开封留守，要他们共同措划收复河东和河北的失地，并把开封的战守之备重加整顿，使其成为恢复河朔的基地。
宗泽到开封之后，一方面沿黄河南岸修筑防御工事，一方面募集军队，加以教练。以前散在各地的一些农民起义军，有许多支都自动投奔到他的旗帜之下 。他还与河北的忠义民兵，特别是王彦领导的“八字军”密切联系，要派大军过河去收复失地。
抗战派的这些谋划，受到投降派的阻挠，未能实现。李纲任相仅仅七十几天就被罢免，他推荐的一些抗战派人物也被罢免。宗泽虽还留在开封留守任上，但他的出兵过河的计划一直得不到宋高宗的允许，他几次吁请高宗回开封，也未被采纳。他因愤成疾，到建炎二年（1128年）秋，就在三呼“过河”之后与世长辞了。
以宋高宗和汪伯彦、黄潜善等人为首的投降派，代表了宋朝统治集团中最腐朽和怯懦无耻的一伙，他们害怕农民甚于害怕女真贵族，极不愿意农民的力量在抗金战争当中壮大起来，因此，他们只希望通过对于女真贵族的降服，从那里换取一点“恩赐”，让他们继续统治和奴役东南半壁的农民。当时女真贵族对于南宋的统治集团，采取了“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 的两种手法，这使南宋的投降派更认为屈膝投降是保全权势地位的好办法，因而更抱定投降政策不放。只有在欲投降而不可得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暂时对女真的南侵军进行武装反抗。
主战派的人物被罢免之后，投降派把新成立的政府从应天府迁往扬州，不但不打算收复河北河东之地，连整个黄河流域也弃置不顾了。投降派的这种怯懦表现鼓励了金军进一步南侵。建炎二年（1128年）秋，金兵又分路向山东、河南、陕西三地进发。其取道山东的一路，在建炎三年春初就攻下徐州，渡淮而南，直指扬州。宋高宗等人乃又仓皇逃往杭州。
南犯的金军，在江淮之间的和州、庐州、滁州等地都遭受到当地山水寨中民兵的袭击 ，而南宋政府的军队却没有能够堵截住金军的主力。建炎三年九月，金将兀术的军队分两路渡过长江，连破建康等重要城镇，进逼杭州。宋高宗又从杭州出奔，经越州（今绍兴）转明州（今宁波），最后逃到定海，把南宋政府的人员和文物装入几只楼船之中，避难于台州、温州间的沿海各地。
兀尤的军队先后攻破了杭州、越州和明州，因为骑兵不习舟船，无法下海去追袭宋高宗，而在浙水沿岸，又被严州的乡兵击败于桐庐县的牛山下 。兀术受挫之后，便宣称“搜山检海”已毕，在杭州等地大肆掳掠了一番，于建炎四年春北返。在黄天荡为韩世忠军截击，受阻48天方得通过。从此以后，金军不再渡江了。金兵从江南撤退以后，宋高宗才又回到杭州，并把南宋政府在杭州安顿下来。
在兀术率师南侵的同时，侵入关中的金军也攻占了长安等地。到这时，女真统治者为要集中全力经营和镇抚华北地区，又在大名把宋的叛臣刘豫立为傀儡皇帝，建立了伪齐政权，予以陕西、河南之地，使其作为宋金之间的一个缓冲势力。
南侵的金军虽在靖康二年四月从开封撤退，但黄河以北的地区以及河东路全部境土都落在女真贵族的手中了。女真的军事统帅粘罕和挞懒等人在这里开始其野蛮残暴统治：任意霸占这地区的土地、金帛、子女；这地区的成年男子大量地被抓去当兵；有时竟在这地区挨户搜捕壮丁，标价出卖，或驱往鞑靼和西夏去交换战马；甚至有成千的人被粘罕下令活埋在云中府的郊外。分散在诸路州县的金军，经常凌虐捶掠当地居民，只要村里有一人从事抗金斗争，便把这一村的男女老幼全部屠杀；有人据城抵抗，在城陷之后就把全城居民屠杀。他们任意捕戮村民，以致到处积尸狼藉，各州县的牢狱关满了囚犯。他们强迫华北居民剃发结辫，改从女真人的装束。到后来，女真统治者竟在华北下令，要“以人口折还债负”，也就是，强制一切负债的人都去做债务奴隶 。
女真贵族和女真南侵军的这种种罪行，激起了华北人民的武装反抗。河东路各州县的人民，多结为忠义社，用红巾作为标志，以相识别。他们到处邀击女真军。他们曾长期把粘罕的南侵军阻截在太原城下。泽、潞间的一个忠义社曾几乎袭破粘罕的大寨。他们和金兵多次接触之后，摸清了金军的情况，对金军“略无所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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