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则完全供皇室贵族和高级官僚的消费之用。这两类作坊的劳动力都是雇募来的，官营作坊中的“募工”都要在手背上刺字 ，私营作坊中的募工虽不刺字，其所受封建性束缚也很强烈。
瓷器的制造，在北宋一代，不论在产量或制作技术方面，都比前代有很大的提高。烧造瓷器的窑户，当时已遍布全国各地，各地所造瓷器且都已具有特点。其中最著名的，有河北的定窑，河南的汝窑，处州的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瓷窑等。据说设在郑州的柴窑，从五代末年以来就已能够烧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精美瓷器 。
瓷器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之一种，远销到日本、朝鲜、南洋诸国、印度以及阿拉伯、叙利亚、埃及等地。
北宋的造纸业和刻版印刷业，不仅在量的方面有普遍的发展，在技术上也有很大的提高。当时有很多城市分别采用竹子、大麻、 、楮和木棉等不同原料，制造质地不同的纸张。福建的建阳、安徽的徽州、四川的成都以及江浙地区的许多地方，都已成为纸的著名产地。当时的一些书画家，有的定制各种特别精致的纸张和笺札等，有的人定作了印花笺，而且已开始采用两色套印的办法。
北宋的中央政府和某些地方政府都刻印了很多书籍，私人出资刻书的也很多。开封、成都、婺州、杭州等地是当时刻版印刷业最发达的地方。
造船业在北宋也很发达。浙江的明州、温州、台州、婺州，江西的虔州、吉州，湖南的潭州、鼎州，陕西凤翔的斜谷等地，在当时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从北宋初年起，每年由这些地区为政府制造的漕运官船就有三千多只 ，其所打造的民间自用船只的数目，必然更多。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外商人所乘用的船只大都是在中国制造的，往来于印度中国之间的更几乎全部都是中国船只。这种海船的构造，下侧狭尖如刃，便于破浪，抵抗险涛骇浪的能力也比当时外国船舶为强。这可见，北宋时中国工人的造船技术，已经超越当时东西洋其他国家了。
在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北宋的商业也比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
作为自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北宋时期，南北各地的农村中，已出现了定期的集市——草市、墟市，或统称为坊场——进行小范围的地区性商业活动。凡属于米、谷、麦、豆、鸡、鱼、蔬、果、柴、炭、陶瓷用具、竹木什器、丝、绵、布、帛、衣、鞋、猪、羊、马、牛、驴、骡等等，都在坊场买卖。苏轼的诗说：“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 。可见市集已很普遍。北宋政府已经把从这类坊场中征收的商税，和从大城市中所收的商税列为同等重要的项目，又可见市集交易在当时各地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在政府的财政上，都已占有相当的地位。
北宋首都开封城内的街巷当中，随处都有商铺邸店和酒楼饭馆之类，繁盛的夜市也早已在开封出现。当时的洛阳 、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其情况也和开封城相仿佛。在唐代的长安和洛阳城内，坊巷只是住宅区，黄昏后坊门锁闭，禁止夜行；商店都集中在市里，交易活动基本在市里进行，而且只能在白天进行。北宋的各大城市中，既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也突破了白昼和夜晚的界限。这说明，北宋时期的城市经济，较之唐代已经有了一种突破性的发展。
北宋时期的对外贸易，虽然大多只是取道于海洋，却比较唐的极盛时期还更繁荣一些。当时从印度支那半岛到南洋群岛以至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些国家，都和宋有贸易关系。遇到这些地方的“蕃商”不来或来得较少时，宋廷就派遣使臣前去招致。从这些地方进口的东西，是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珍珠、翡翠、玳瑁、玛瑙、水晶、镔铁、蕃布、乌 、苏木等物，大多是从自然界采集而来或稍微加工的一些物品；从中国出口的，则是金、银、铜、铁、铅、锡，乃至铜钱和各种丝织品和瓷器之类，全都是经过人工冶炼、织造或制作而成的一些物品。从双方交易的物品来看，也可证知当时中国的物质文明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等城市，在北宋都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北宋政府在这些城市都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于进出口船舶的检查和抽税。市舶司从进出口的船只征收的税款和实物，也是北宋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宋太宗时，政府府库中已充满了从海舶抽取来的珍异宝货，便在开封设置榷易署，增价出卖，每岁获利五十万贯 。后来，宋廷更以其中一部分向各地住户派销，换取金帛急需，资助政府用度。
由于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发展，北宋政府每年所铸钱币的数量虽已较前代大增，但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在宋真宗初年，行使铁钱的四川地区便由几家豪富地主人家发行了纸币，叫做交子。其后不久，北宋政府收夺了私家发行纸币之权，由政府在成都设置专局，负责印制和发行纸币的事。此后，发行数量越来越多，行使纸币的地区也越来越扩大，北宋政府便在开封设置了交子务，专门负责纸币的发行。
北宋时期，大城市当中的商人都按照不同的行业组成各种行会。政府则通过行会对商人进行控制和勒索。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说：“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大小，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医、克择之差占，则与市肆当行同也。”北宋的官吏有很多人是在暗中出资经营商业的，他们也在暗中对行会加以操纵。所以，北宋的商业行会是统治阶级中的官绅和豪商大贾们共同组成的。各行业的小商贩们在城市当中经常遭受到同业行会的欺压，因而也经常与之展开斗争，这也构成北宋城市中阶级矛盾的一个侧面。
手工业者的行会，或称为“行”，例如做鞋的称为“双线行”；或称为“作”，例如“金银镀作”、“油漆作”、“木作”、“腰带作”等。在手工业者当中，作坊主或店主、工匠和学徒，是三个截然不同的等级，这是封建等级制在城市手工业中的体现，所以手工业者的行会完全是一种封建性质的组织。它不同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情况，不是在与封建地主官僚的对抗中成长起来的，而是自始就处在他们的操纵把持之下的。
耶律阿保机在建立辽国之后，就使用了从燕蓟地区俘虏去的许多汉族士人，如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等人，仿照汉制为辽国制定一些典章制度。阿保机晚年，灭掉了东北方的渤海国，耶律德光即位后，又占有了燕云十六州。
辽国境内包括多种民族，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各不相同，一般说来，可以统括为两类 ：一是“耕稼以食，城郭以居”的汉人和原属于渤海国的一部分人民；二是“渔猎以食，车马为家”的契丹人和另外的许多游牧民族。为了适应这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耶律德光统治时期，辽国便制定了一种胡汉分治的制度，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其具体办法是：统治契丹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一律适用契丹旧制，办事处所设在皇帝的牙帐之北，称为北面官；凡属于“宫帐、部族、属国”和“兵机、武铨、群牧”范围内的政务，都由他们负责。统治汉人和旧渤海国人则适用汉制，办事处所设在皇帝牙帐之南，称为南面官；凡属于“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和“文铨、丁赋之政”，都由他们负责。
辽的地方行政区划，从阿保机时即已开始建置许多州县，后来在设官分职方面也“大略采用唐制”，分设刺史、县令，也有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等等名号。
在辽的地方行政区划中，还有一种“头下军州”（亦称“头下州军”）。这种州具有私属性质，都是辽的亲贵、外戚、大臣和所属部族首领立有战功的人，以其所分得的或所俘获的人口设置的。每个州大致都修建城郭，把所分或所俘人口聚居其中。所俘掠的汉人和渤海人，大部分都被安排在适于农耕的地区，有技艺的则使其从事手工业。这些从事农耕的头下户，一方面要向头下军州领主交纳实物地租，另外还须向辽政府交纳课税。头下军州的官吏，除节度使以外，都由其领主自行委派，州境内的税收，除酒税须交纳给辽政府外，其余全归于头下军州领主。
自10世纪末叶以来，在辽的行政上，中央集权的趋势已日益加强，前此所建置的一些头下军州，或因其领主后嗣断绝，或因其领主犯了某种罪过，已逐渐收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了。
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波罗城）周围地区，“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 ，阿保机把首都建置在这里，这种经济条件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阿保机在建立辽国的前后，也把其“南攻燕、蓟所俘人户”分散安置在潢水以北适合农耕的地方。攻下扶余以后，又把扶余的农民迁徙到临潢府以西的定霸县，“与汉人杂居，分地耕种”。这就不但使这一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日益加多，而且使汉族人民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也流传到那里，对于这一地区的开发和农业的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辽对所俘获的具有手工业技术的汉人，从阿保机时起，即尽量把他们安置在临潢府城内和述律后所领头下军州中。到燕云十六州归辽之后，“并汾幽冀之人”被安置在临潢府的更多，在临潢府城内，布帛绫锦等类作坊也出现了 。
临潢府的南城称为汉城，那里有店铺、街市，是商贩聚居之地。到这个首都来进行商贩的回鹘人很多，汉城里专有一个回鹘营作为他们的聚居之地 。
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西大明城）的府城，是辽圣宗时从燕、蓟选拔了一批“良工”去修建的。中京道灵河（今大凌河）流域的一些州县，地生桑麻，辽前期的几个皇帝便都把“俘户”中的一些善于织纴的人安置在这里。河北的定州在唐代就是盛产丝绸的地方，辽世宗时就把从定州俘掠的一些民户集中安置在灵河流域，并建立弘政县（今辽宁义县境内）以居之。从此以后，“工织纴，多技巧”，便成为弘政县以及与之相邻的白川州（今辽宁朝阳县境内）的居民的特点。沿灵河一带的居民，只向辽政府输纳蚕丝或绢帛，而不交纳谷物，当时叫做“丝蚕户” 。辽朝每当派遣使臣往北宋去拜年庆寿或作别种交际时，多用白川州的绢帛作为赠送宋朝的礼物 ，可见其地所产绢帛质量必较高。
中京道的泽州（长城喜峰口外）有银冶，柳河（今河北伊逊河）西北有铁冶。山区中林木繁茂，近山居民多以烧炭为业 。
辽的东京辽阳府所属各州县，大部分是渤海国的故地，那里“地衍、土沃”，适于农耕，且有“木铁鱼盐之利”。辽灭渤海之后不久，便把渤海故地的遗民大量迁移到辽阳府境内 。这一措施，一方面是为了分化渤海遗民，便于进行统治，另一方面也是要使辽阳地区的农田能得到更多的人去垦种，其“木铁鱼盐之利”能得到更多的人去开采。10世纪中叶的辽海地区，“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 ，其富庶已不下于燕云十六州了。辽圣宗时，燕京地区有一次连年饥荒，辽廷的臣僚有人建议，应当“造船，募民谙习海事者，漕运辽东粟以振燕” 。这个建议虽未被采纳，但却反映出辽海地区农业生产的富足情况。
辽的东北边境谐里河（今海拉尔河）流域，从耶律德光时就已开始经营农业。耶律德光把这一地区分赐给契丹贵族，令其前往垦种。其北部边境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流域，则是辽国为了抵御“西蕃”而置戍屯田的地方。辽道宗初年（11世纪中叶），胪朐河流域的农业已经发展得很好，在其附近的一个边防城镇州 积谷达数十万斛，每斗谷只值数钱 。
宋太祖夺取政权之后，先向南方用兵，而在北边，则只在瀛州（今河北河间）、常山（今河北正定）、易州（今河北易县）、棣州（今山东惠民）等重要军事据点配置重兵，从事防御。宋太祖还特地设置了一个“封桩库”，贮积金帛，准备作为赎取燕云的费用，辽如不允赎取，就把这些金帛用作攻取燕云的兵费 。但在十国割据局面尚未完全结束之时，宋太祖便于976年死在斧声烛影之下了。
辽穆宗（951—968年）是一个昏庸残暴的国王。他“畋猎无厌，嗜杀不已” ，对于国家的军政大事不甚理会。他在位时，契丹贵族不断发生内讧，在辽统治下的黄头室韦和乌古等部族，也不断进行反抗，而且，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辽景宗时（969—982年）。所以，当北宋对辽采取守势期间，辽国除曾几次出兵援助北汉外，对北宋也没有发动过军事攻势。
979年宋灭北汉，割据局面结束，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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