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农业居民。在河西和河外的13个州以及黄河东岸的灵州，都是“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州和凉州两地，水草丰美，极有利于畜牧经济的发展。两地小河较多，也富有灌溉之利。很早以前，灵州的官民就“支引黄河”修建了“唐来”、“汉源”诸渠。它们加强了抗旱和防涝的能力，虽不能像《宋史·夏国传》所说，已使这一地区“岁无旱涝之虞”，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却确实是极有利的。
在今陕西北部以至陕宁交界处的银、夏、宥、绥等州，土地是比较瘠薄的，且间有沙漠地带，不适于农耕，但山丘林木，对于畜牧则很合适。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境内的乌池和白池所产的青白盐，色味俱佳，物美价廉，因得广泛销售于关陇各地，并从那里换取谷物，以补诸州境内居民食粮之不足。
夏州境内多山，元昊在称帝之后，即于州东设置了一个“铁冶务”，制造甲胄兵器。从榆林窟壁画中的锻铁图来看，当时锻铁已采用了比较进步的竖式风箱的设备。而其所造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不可入” 。
自李继迁率领党项族的拓跋等部公开与北宋为敌之后，宋太宗屡次调兵遣将，想用武力把他制服，但因李继迁经常出入侵扰的几个州，都在西北边陲，山路险狭，并间有沙碛，北宋的行军转饷都很困难，故常因此而致失利。至道二年（996年）春，北宋派军队护送粮草共40万石、束赴灵州，在州南浦洛河上为李继迁的伏兵截击，粮草全部被夺。这年八月，在宋太宗亲自部署下，由李继隆统五路兵去解灵州之围，诸路兵的进程参差不齐，有的“失期不至”，接战之后，双方互有胜负，最后战于乌白池，李继迁被北宋军队打败，才撤离了灵州。宋廷在采取军事解决办法的同时，还采取了经济封锁的办法。从淳化四年（993年）开始，禁止把青白盐输入关陕地区销售。这一办法没有收到宋廷所希望的效果，反而使沿边倚靠贩卖青白盐为生的大量熟户“无以资生”，被迫投到李继迁的军队中去了 。
德明继位为夏国王时，宋夏鏖兵已经20年了，这时西夏正要集中全力攻取河西州郡，所以改变策略，与北宋修好，要求宋廷承认其在西北诸州郡的统治权，按年给予一定数量的物资，取消青白盐的禁令，并开设互市榷场。宋廷应允了这些要求，于景德三年（1006年）册封德明为西平王，每年给予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在陕西的保安军（今陕西延安境内）设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到宋仁宗即位后，又于宋夏交界处增设了三个榷场。榷场以外，民间贸易也很频繁，出现了“商贩如织” 的情况。
德明死，子元昊立。元昊“性雄毅，多大略”，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当他继位时，河西地区已全部并入西夏的领土之内，经济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实力都已较前雄厚得多，因此，他撕毁了已经维持了将近30年的宋夏和约，积极谋划对北宋进行军事侵犯。宋廷也停止了按年给予西夏的银绢和钱币，停止了沿边榷场的互市，双方民间的商贩往来也从此中断。
在康定元年和庆历元、二年内（1040—1042年），西夏每年都对北宋发动一两次大规模的军事侵犯，常常把宋军打得大败，宋的主将刘平、石元孙为夏人所俘，葛怀敏则死在阵上，每次被夏人所俘或死在战场上的士卒都在万人上下。官私庐舍被西夏军队焚毁，人民和牲畜被西夏军队屠掠的，不计其数。
自元昊启兵衅以来，北宋调集到西北边境上的禁军已及20万人，所调西北各州郡的乡兵和厢兵总计也不下此数。因此，在历次战役中虽都败于西夏，而每一次却都能迫使西夏军队不得不撤退。西夏虽然打了胜仗，并得不到实际的胜利果实。和过去依照和约和通过榷场互市从北宋方面所取得的物资相较，实在是得不偿失。而且，由于民间贸易的中断，西夏人民生活所必需的茶和布都很缺乏，他们遂厌恶战争，希望恢复和平互市。再加上辽国在辽夏接境处修治城堡，调集军队，有进攻西夏的迹象。因此，元昊在庆历四年（1044年）又表示愿与北宋重订和议。双方于当年议定：西夏取消帝号，仍由宋册封为夏国王，宋廷每年在各种名义下给与西夏银7万两，绢15万匹，茶3万斤，重开沿边榷场市易，恢复民间商贩的往来。继续了7年之久的宋夏战争，到此宣告结束。
根据北宋前期的记载，四川地区土地集中的情况特别严重，客户的数目高达全境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豪强地主役使着几十、几百乃至上千家的“旁户”（佃客）。地主对待旁户，几乎是和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的。地主每年应向政府交纳的课税，都直接由旁户负担 。
北宋政府灭后蜀之后，对于四川农民的这种处境不但未作任何改善，还加强了对他们的剥削。它在成都设置博买务，迫令当地居民按期织作冰纨、绮绣等类精美丝织品，并严禁百姓、商人在市场上对这类东西进行买卖。到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春，广大旁户就在王小波的领导之下，在眉州发动了武装反抗斗争。
王小波向农民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这个口号反映了农民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要求，因而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响应，在起义后十天左右，参加的群众就达好几万人。攻占彭山县后，起义军把贪污害民的县令齐元振处死，并把县署所存金帛散发给群众。这些措施更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起义的队伍更加壮大起来了。
王小波在作战中受伤死亡，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导人。李顺继续贯彻“均贫富”的主张，凡起义军所到之处，首先召集当地的“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 。
在起义的第二年春，起义军攻克成都，李顺即位称王，国号大蜀，年号应运。参加起义的农民都在面部刺上“应运雄军”四个字。这时，起义军所向州县，都“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 。北起绵州，南到巫峡，其间绝大部分的郡县都已入于起义军的掌握之中。
宋廷听到起义军攻占成都之后，极为震惊，立即派遣两路大军，分别从长江和剑阁向四川进发。起义军想在宋军未到之前先把剑门夺取到手，把宋军阻截在这一险要关口之外。然而攻夺战竟没有成功，在这一战中起义军伤亡极重。北宋政府军遂得长驱入川。其后，李顺又调动20万起义军围攻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和宋军相持了两个多月，后来因为受到宋军的夹击，遭到失败，撤回成都。
从剑阁攻入四川的宋军，在994年五月围攻成都，起义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十多万人大部分壮烈牺牲，成都终于落入宋军手中。
这次的起义虽然失败，但是，成都的博买务从此取消了，这说明北宋的统治者受到了起义军的沉重打击；旁户这一称呼从此也永不出现了，这又说明在四川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上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调整。
北宋初，土地侵占已成为严重的社会现象。太宗时，土地占有的情况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 。仁宗初年，更发展到“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 的地步了。土地集中的过程，就是农民们倾家破产、流离失所的过程。
北宋政府用恩荫和科举这两种办法，随时扩大它的内外官员的额数，它的雇佣兵的数字也在不断增加。官俸和粮饷，随之都成为庞大的财政开支。在和辽国订立了澶渊之盟以后，每年又须向辽国交纳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所谓岁币。到11世纪30年代之末，为了抵御西夏的军事侵犯，调集大兵到陕西诸路，军费开支陡然大增。北宋政府每年从陕西地区征取的钱、帛、粮、草总数，前此本为1978万，而用兵以来，就增加到3390万，比原数增多了7/10左右 。其他各路也都有增加。
宋夏战争停止之后，加敛的数字未再减少。正当西夏犯边的时候，辽国又迫使宋廷把每年交纳的岁币，增为银20万两、绢30万匹，即较澶渊盟约所定数目增加了2/3。北宋政府只有依靠增加课税的收入，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官僚豪绅大地主阶层既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赋税的负担便都落在中小地主以至自耕农民的身上。这就促使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小地主的赋税负担，总是通过加重地租或出放高利贷而转嫁给佃农，这就促使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宋仁宗初年（11世纪20年代）开始，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不断在各地爆发了。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都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中声势较盛的是王伦领导的起义和张海、郭貌山领导的起义。
王伦本是京东路沂州地方“捉贼虎翼军”中的一个士兵，他在庆历三年五月杀死巡检使朱进，发动兵变 ，当地的很多平民都参加到这支队伍中去。王伦率领这支队伍由沂密两州向南移动，一度攻占了海州、扬州、泗州、楚州等地。王伦身着黄衫，“署置官吏”，建立年号。到这年七月，北宋政府以数路兵力对王伦进行围攻，在历阳（安徽和县）把王伦的军队打败，王伦被俘牺牲。
庆历三年，陕西地区遭逢饥荒，这年八月，饥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貌山、李铁枪等人领导下起义。他们以商州为起点，环绕虢州卢氏以东和洛阳长水以西，后来更向南发展到襄、邓、荆南，活动于纵横千余里的地方。驻守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的官军，在张海率众到达那里之后，也因受到起义群众的影响而哗变。起义军攻破州县，总是打开府库，分散财帛给贫民，并斩杀贪官污吏和最凶恶的地主。
这支起义军的活动，使得北宋统治集团极为惊惶。他们以为“天下之忧恐自此始”，于是调集了上万的禁军追剿这支起义军，在接战后却被起义军打得损兵折将，溃不成军。宋廷后来又“特立赏格”，招募“敢死士”，进行残酷的镇压。到这年年底，张海等人在作战中牺牲，大部分起义群众则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去活动。
湖南桂阳监境内的瑶族人民，在庆历三年也起来反抗北宋的统治。
从湖南衡州的常宁县起，绵亘于桂阳监和郴、连、贺、韶四州之境的山岳地带，是当时“蛮”瑶族的聚居之地 。“蛮”瑶族的人民每年向北宋政府输纳皮、粟，并不交纳两税，然而山区不产盐，须向政府的专卖机构购买海盐。他们嫌官盐价贵，便成群结伙到岭南去贩运私盐，因此时常和驻屯当地的官军发生冲突。到庆历三年，有5000“蛮”瑶族人民，在盘知谅（本桂阳盐民，庆历初年为蛮所掳） 、唐和等人的率领下，从桂阳监蓝山县的华阴峒出发，开始了反抗宋政府的斗争，杀掉了北宋政府派驻当地的巡检和都监。北宋政府调集了大量军队到湖南去镇压，并定出了“捕杀赏格”。军队贪赏，对当地居民展开了血腥的屠杀，这又把常宁全县及其附近的居民全部逼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
桂阳、衡、永地区少数民族反抗北宋政府的斗争，一直持续了五年之久。到庆历七年，宋政府知道单凭武力征剿是不可能把斗争镇压下去的，便采用了“安抚”的办法，派遣官员到山区里去宣布“安抚”的条款，盘知谅、唐和等人接受了这些条款，这一场斗争才宣告结束。
庆历四年（1044年），河北保州（今保定）缘边都巡检司的军队，因为出巡的钱粮廪赐被取消而“据城以叛”。到庆历七年冬天，河北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驻军中的一个士兵王则也发动了兵变，并且通过弥勒教的关系，和山东德（今德州）、齐（今济南）诸州的驻军也有联系。宋廷调集了数路兵力，并派遣参知政事文彦博到贝州主持围攻，经过了三个多月，才把这一事变镇压下去。
爆发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的这许多次武装斗争事件，虽然并不都是农民的起义，然而，就连保州和贝州的兵变，也反映出北宋雇佣军中下层士兵与北宋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通过这许多次事变，使得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认识到，他们已经处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之中，因而想找出缓和阶级矛盾的对策来挽救这一危机。庆历年间范仲淹的改革，以及后来王安石的变法，就都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副产物。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北宋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包括宋仁宗在内，感觉到，若不采取措施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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