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当政以后，一切都要还原到神宗即位以前的老样子。甚至像熙宁年间为了对西夏完成军事包围形势而建立的熙河兰会路，元丰年间在延州和庆州外围所建立的一些军事堡垒，司马光也要拱手送与西夏。他说：这样做，可以免致激令西夏愤怒，免致西夏“兴兵犯塞”，可以换取双方三数年间的“无事” 。
当司马光一意要把全部新法废罢的时候，在守旧派中，只有刘挚、王岩叟和刘安世等人是完全赞成的；另外的很多人，认为新法的某些部分还是应当继续施行下去的。例如范纯仁不主张废除青苗法，苏轼、苏辙等人不主张废除免役法。为了役法问题，苏轼等人还曾与司马光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经司马光把全部新法废罢之后，新法的存废问题已不容再有争论，当时的守旧派便由于争夺政治地位而互相进行人事倾轧，形成了洛、蜀、朔三党。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宋哲宗亲政，次年改年号为绍圣，明确表明他要继承他父亲的遗志和遗业。他起用章惇、曾布和蔡卞等变法派主要人物，重新推行青苗、免役等主要的新法。
变法派的人物由于在元祐年间受到了守旧派的沉重打击，在这次重新掌握到政权之后，便力图报复。凡元祐年间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都先后被排挤出政府，连死了七八年之久的司马光，也被追夺了官秩，有人甚至提议要斲其棺、鞭其尸，毁其《资治通鉴》书板等等。他们虽然又推行了新法，在熙宁年间制订各项新法时所悬的目标，如摧抑豪强兼并，发展农业生产等等，却都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这时推行的新法，实际上已经是有名无实。
12世纪最初的25年，是宋徽宗统治的年代。宋徽宗是一个荒淫腐朽的皇帝。他即位以后，先后最受信任的宰相是蔡京、王黼等人，最受他宠爱的宦官，是童贯、杨戬等人。在这25年内，宋徽宗的这些宠臣互相结托，狼狈为奸，专干一些残害人民的罪行。他们提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的口号，要把北宋朝廷以至宫廷的场面尽量搞得富丽堂皇。他们要集中奇花异石于首都开封，以供观赏。从崇宁元年（1102年）起，便由童贯在苏州和杭州等地设置了“造作局”，集中东南地区的各种工匠几千人，制造象牙犀角金玉竹藤以及雕刻织绣的各种工艺品，所用原料器材，都取于东南民间 。三年后又在造作局以外添置“应奉局”，向东南各地居民搜刮花石竹木和珍异物品，用苏州人朱勔主持其事。百姓家中凡有一石一木可供赏玩的，全被指名强取。在搬运时，拆屋撤墙，全不顾惜。应奉局中人员经常假借机会进行敲诈，无数人家为此而倾家荡产。应奉局把搜刮所得，用大量船只向开封运送，每十船组成一纲，称为“花石纲”。船夫也倚势贪横，使运河两岸的居民大受骚扰。当时人把应奉局称为东南小朝廷，其势焰之高可以想见 。
宋徽宗迷信道教，开封和各大城市都添修了许多道教的宫观。还设置了道官26等，使其与政府官吏同样领取俸禄。他宠信道士林灵素，单是林的门徒，任道官支厚俸的就将近两万人。蔡京、童贯、王黼、杨戬、朱勔等人，都公开卖官鬻爵，官位各有定价：“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尽管这记载未必全实，但必也大致近似。北宋政府的官员数目因此大增，在徽宗即位七八年后，已比以前多至十倍。北宋政府支出的官俸和兵饷，在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每月为36万贯，到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每月已是120万贯了。政府开支日益增多，人民的负担当然也要日益加重。
宋徽宗即位以后，由于奢侈浪费，财政上立即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一年的全部财赋收入只能供八九个月的支用。为弥补财政上的缺欠，曾多次铸造当五当十的大钱，结果徒然造成币制的混乱。另外还把茶税的定额比以前提高了好几倍 ，把政府出钱“和买”的绢帛也改为无偿的榨取 ，但仍然不能弥补财政上的赤字。从政和元年（1111年）开始，又设置了一个专管掠夺私人土地的机关，叫做“西城括田所”，先后用杨戬、李彦主管其事。在名义上，是北宋政府要把一些天荒或死绝逃亡户的土地没收，作为公田，实际上是强占肥沃土地，把原业主迫充佃户，令其依对分方式向政府交纳租课。例如河南汝州鲁山县的土地适于种稻，就全部括为公田，成千累万的农民因此丧失了土地，冻馁致死。后来把掠夺面扩大到山东、河朔、淮南、江浙各地，所有湖泊的退滩地，黄河决口湮没过的土地，全被作为无主土地没收。到宣和三年（1121年）止，经杨戬掠夺的民田已达三万四千三百多顷 。
除了“西城所”对私家土地大量掠夺外，蔡京、童贯、朱勔、李彦等人，也都依仗权势掠夺了大量的田园房舍。朱勔的田产“跨连郡邑，岁收租课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几半吴郡” 。到宋钦宗籍没他的家产之日，田地一项就有30万亩 。蔡京的土地也很多，他在江南的一所永丰圩就有水田近千顷。这时，所有官僚豪绅地主无不对土地肆行掠夺。
北宋末年，在宋江领导下的北方人民的起义，主要就是由于北宋政府“括公田”的罪行所激起的；在方腊领导下的南方人民的起义，则主要是为“花石纲”的骚扰所激起的。
北宋末年的福建和江浙地区，是摩尼教秘密传播最盛的地方，而睦州（今建德市）青溪县（淳安县）就是摩尼教在浙西活动的中心。摩尼教的教义中有“二宗三际”之说，“二宗”是指明与暗，“三际”是说光明与黑暗斗争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它以为，要通过斗争，光明才可以制服黑暗。它还主张“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摩尼教提倡不吃肉，不饮酒；对于贫穷的教徒则大家敛财以相助；同教中人都称为“一家”，凡出入经过，不论识与不识，到处都可以居住饮食 。
青溪县境内的梓桐、帮源诸洞，山谷幽险，方圆都有几十里，里面有成丛成林的竹子、漆树和松杉等等经济作物；其地东北靠睦州，西边紧靠歙州（今安徽歙县），因而也成为商贾辐辏之地。在北宋后期，青溪县是以“民物繁庶”著称的 。但正因为如此，造作局和应奉局对这里的人民的勒索和骚扰也特别严重苛酷，单是向这里索取的漆就上千万斤 ，所要花石竹木的数量也极庞大。到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这一县的人民在方腊的领导之下，以诛朱勔为名，发动起义。
方腊是当地摩尼教的首领，摩尼教徒是最先发动起义的基本群众。在起义之初，这一支起义队伍就有上千的人。方腊向着更广大的群众揭露北宋政府贪残昏暴的罪行，号召他们参加起义。他宣告说：
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愠乎！
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縻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
东南地区的人民群起而响应这一号召，几天之后，起义队伍便有十万以上的人 。在起义的3个月内，先后攻占了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和处州以及青溪等52县。
各地农民集合起来响应起义的，有浙东兰溪灵山的朱言、吴邦，剡县仇道人，仙居吕师囊，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等 。湖、秀、常、苏诸州所领各县乡村人户，也都在那里互相结集，“窥伺州县”。响应起义的人，都打着方腊的旗帜，只要喊一声“方腊来了”，所到之处便望风瓦解 。这时起义军的人数已在百万以上。
这时有人向方腊献策，以为应当乘胜攻取金陵，得到金陵，东南诸路的郡县便可传檄而定 。这一建议未为方腊采纳，在此以后，总的形势便开始逆转了。
北宋政府在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派遣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令其率领西北劲兵15万人南下，还从湖南调遣了鼎澧枪排手前往协同作战。童贯率领的军队，是北宋禁军的精锐，过江以后，一路指向杭州，一路指向歙州。杭州的起义军虽是由方腊直接指挥的，但兵器和人数方面都处于劣势，在几次英勇抗击之后，便放弃杭州，撤回青溪县。歙州也在这时候落人政府军手中。
起义军退回到青溪县后，仍然坚持斗争，与政府军又相持两三个月。到最后，童贯采取了血腥屠杀手段，他下令凡能斩人首以献的就受赏，不问被杀害者是否为起义军。此后官军凡遇到往来行人即行杀戮，甚至进入居民家中，杀其全家，前去请赏 ，对起义军中的男女老幼就更加残酷了。
起义军退守帮源洞中，与政府军相持累月之后，食粮日益不足，军器也极感缺乏，坚持到四月末，政府军从溪谷小径攻人洞中。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被北宋统治集团扑灭了。
北宋期内，黄河曾大决口两次，使得曹、单、濮、郓、澶、济诸州原有的一些小湖泊都与梁山泊汇而为一，所以在北宋末年，梁山泊的面积扩大了很多，周围达八百里 。上述各州的人民，有不少是依靠梁山泊的蒲、鱼、莲、藕之利为生的。在北宋政府设置了“西城括田所”以后，整个梁山泊都被收为“公有”，此后凡是要进入梁山泊中捕鱼或采取莲藕蒲苇的，都必须按照船的大小交纳很重的课税，漏税的当作盗窃处罚。后来把这些税额固定下来，每一县都平均要负担十多万贯。在遇到水旱之灾而蠲免两税的年分，梁山泊渔民的课税还得照样交纳 。
北宋的统治集团一向认为“京东故多盗”，总是选用一些酷吏去做这一路的地方官。宋徽宗宣和初年被派作京东路转运使的刘寄、王宓等人，就是以特别残暴出名的。这就更使得民不堪命，皆起而反抗 。起义民众集合地点，就是地势险阻的梁山和梁山泊。
南宋人写的史书上，在宣和元年（1119年）十二月初，有的说北宋政府下诏“招抚宋江” ，有的又说京东东路 这时有人起而反抗北宋政府，北宋政府下诏“令京东东西路提刑督捕之” 。这反映出，至晚应在宣和元年，以宋江为首的这一支农民军，已经离开了梁山和梁山泊，向着现今的鲁南和苏北的地区活动了。
宋江领导的起义军的人数并没有发展到成千上万，但是北宋政府却派遣了两路提刑，率领上万的兵去“督捕”。在抗击政府军的围剿时，起义军每次都能以少胜多，后来这上万的官兵竟至没有人敢再与起义军交锋。北宋的官僚看到这种情况，知道宋江等人“才必过人”，在方腊起义之后，有人便向政府建议说，“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 。宋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宋江等人一度接受了招安，但并没有遵从宋政府的意愿去从征方腊，而是在都城停留一些时候之后，又逃脱出去造反去了 。
起义军一直还是在鲁南苏北地区活动，到宣和三年（1121年），起义军正由沭阳乘舟向海州境内移动，海州的知州张叔夜侦察到这一动向，“募死士，得千人”，埋伏在中途等候，及起义军经过其地，所乘船只全被伏兵举火烧毁，人和物资都有损伤 。在此以后，起义军便离开这一地区，转移到河北。官军也跟踪到那里追捕。官军有上千的人，远远超过起义群众的数目，但每次接战仍大都被起义军所败，甚至有“束手就死”的 。
到宣和三年夏间，宋政府军镇压了方腊的起义军之后，移师北向，从中抽调了折可存等人的部队专力去追击宋江的起义军 。起义军人数与官军相比过分悬殊，又坚持战斗将及一月，宋江等人先后被折可存等队伍所俘获，这次的起义到此便被镇压下去了。
在宋江失败后的第二年，北宋政府以极大的代价从金人手中赎回了燕京及其附近的六州。燕京驻军的粮饷和官吏的俸禄，都被摊派在山东、河朔居民身上，还逼使这些居民必须送往燕京交纳。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的盘费须得十石以上，因而这又造成北方人民的极大灾难 。到宣和六年，山东和河朔的人民便群起反抗：在青州地区的有张仙，此外刘大郎据水鼓山，高托山据望仙山，贾进据集路山 ，徐大郎据莒县，他们所率领的起义群众都在万人以上，在沂州的徐进和在临沂的武胡，每人也都率领了三五万人。在大名境内还有据水为险而从事斗争的 。
正当北宋社会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从外面又来了金人的威胁。宣和七年（1125年）秋，金军分两路南下。从此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山东河朔各地的这些起义军，都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民族战争上去。此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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