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会的农业生产经过长期积累，在万历时期达到高峰。伴随着经济的高度繁荣，拥有各种特权的大地主阶层兼并土地的现象日益加剧，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
明代皇族向以兼并土地为务，明后期对土地的贪婪达到极点。明朝中期皇庄设置主要在京畿和北方，而到明后期，连远离京师的南直隶长江沿岸也都密布皇庄 。此外，最突出的是藩王占田。万历时，福王封藩河南，明神宗一次就赐给他田地200万亩，河南土地不够，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蜀王朱自澍在四川占有庄园300多个，“王膳日供一庄，以故富而无与比” 。天启时，明熹宗下令拨给桂、惠、瑞三王和遂平、宁国二公主的庄田，少者七八十万亩，多者300万亩 ，各州县已至无田可拨，于是勒令各地人民分摊银租，叫做“无地之租”。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据不完全统计，天启年间宗室勋庄田总面达50万顷。以河南为例，有72家王室，全省土田半入藩府。皇族王室拼命占地的结果是民田锐减。万历后期成都府“王室庄田占有十七，军屯十二，民间仅十一而已” 。
官僚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也异常激烈。如致仕大学士徐阶“有田二十四万亩” 。大学士朱赓侵占了山阴（今绍兴）地区的大部分良田美宅。一般说来，江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数百亩，多者数千亩，乃至万亩。河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五七万亩，多者至十余万亩 。
土地高度集中到皇族和官僚地主手中，造成明后期大土地所有制的恶性发展，不仅一般农民面临破产，而且一般地主因没有特权优免而倾家荡产者，也比比皆是。
明末国家的赋役也是很沉重的，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政府借口辽东战事紧急，向人民加派“辽饷”，前后3次，共征银520万两，相当于全年总赋额的1/3以上。以后又有各种名目的加派，而且无论地方丰歉，土地肥瘠，皆一概按亩征银，再加以强征丁银，滥派差役，就使得更多的贫苦农民抛弃自己的小块土地，沦为地主的佃农、雇工和奴婢，或成为流民、饥民。
佃农所受的剥削在此时更加苛重。明末江南地区一亩之收，多者不过三石，少者一石，而私租却重至一石二三斗，松江多至一石六斗，苏州多至一石八斗，个别的达两石 。除正租外，还有脚米、斛面以至鸡牛酒肉等等附加的租额和大斗大秤的剥削，还有从地主那里转嫁来的差役、赋税和高利贷的盘剥。这种残酷的剥削就逼得佃农连起码的生活也都难以维持，辛勤一年，依然冻馁。
佃农的人身束缚在当时也很严重。某些地区的佃农要替地主保家护院，在地主驱使下无条件的服各种杂役，而且未经地主给假不得自由行动。至于官僚地主的横暴乡里，和王府亲随的荼毒农民，到明末更加猖獗，他们在各地“私设公堂”、“吊拷租户”、“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无所而不为，更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愤恨。
沦为长工和奴婢的农民，无论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是没有自由的。长工的社会地位高奴婢一等，但平时要受主人的约束，当时的法令规定主人打死长工不抵命。奴婢的身份更低贱，江南等地的奴仆一经与主人立契，世代不能脱籍。在湖北麻城和安徽宁国，一般地主豪绅不用佃农，而用钱买奴仆耕地，以后子孙世世为奴，叫做“伴当”或“世仆”。在明末，仅麻城豪绅梅、刘、田、李四家就拥有世仆三四千人 。
为了攫取更多的货币，兼营工商业的地主较前日益增多。在江南各城镇，很多地主和大商人成为铁坊、油坊、糖坊、囤房、机房的作坊主或当铺的东家 。在北京，勋戚王公也都经理窑场、开张店铺以牟利。万历时，陕西的肃王除去拥有大量庄田外，还在各地设有瓷窑、店房和绒机 。河南的福王也开设很多盐店、客店。他们利用特权在各地劫夺商货，把持行市，无顾忌地掠夺城市贫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财富。
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城市工商业的掠夺。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明神宗向全国各地派出矿监税使，即派宦官到各地督领金银等矿的开采或征收商税，将开矿或抽税所得上缴内库。据统计，南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湖广、浙江、陕西、四川、辽东、广东、广西、江西、福建、云南等省遍设矿监；天津、镇江、仪真（今江仪征）、杭州、广州、荆州、临清、东昌（今山东聊城）、苏州、开封、太原、成都、西安、湖口、密云、卢沟桥、桂林等通都大邑则广布税使。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到三十四年（1606年），由宦官直接送往北京内库的税款就有白银近五百七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余两，此外还有金刚钻、水晶、珍珠、纱罗、红青宝石等物，而装进宦官及其爪牙私囊的还不在内。这些宦官往往以开矿为名，强占土地，或巧立商税名目，横征暴敛。他们手下豢养的拳师棒手直入民家，奸污妇女，甚至随意捕杀人民，直接受害的大都是城市居民。
万历以后，明朝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社会不稳定因素与日俱增。这时，除去被明政府称为“流寇”、“矿盗”、“饥民”、“蓝徒”、“炭党”的破产农民不断起来反抗外，江苏无锡、嘉兴和福建泉州一带沦为佃农的农民，往往聚众，宣称不得向地主豪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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