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居南北各地的盐商、票商、行商，也莫不挥金似土，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明清地方志论述习尚浮华，都说万历时一变，乾隆时又一变。
官吏的贪污更为突出。军机大臣和珅当政二十余年，嘉庆时查抄其家私，估银约八亿两，超过乾隆年间所耗军费的八倍。和珅执政期间，招权纳贿，听任文官贪赃，武官尅饷，被人揭发的贪污案层出不穷，仅督抚、布政使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伍拉纳、浦霖等人的贪黩案，一次抄没资产动至数十万。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侵冒赈灾银两一案中，除他本人外，因贪赃2万两银以上而被处死的地方官吏共达22人 。
清朝政府征收钱粮或捐税，要在定额之外提取一部分以供官吏额外的开支，叫做“陋规”，其名目繁多，如“火耗”、“斛面”、“匣费”、“门包”、“红案”，以及“舟车贴费”、“行市官价”、“冰敬炭敬”、“公费帮费”等等。在“陋规”的名义下使不合法的贪污变为合法。在当时各种官职中，以河道总督最称肥缺，嘉庆时，河工耗银3000万两，一部分即被官吏侵冒。在北京的六部官，一向号称“清苦”，但吏部吃“通贿”，户部吃“平余”，兵部尅扣军饷，刑部吞没赎款，工部也利用兴建大工程渔利，其中唯礼部无污可贪，但礼部官在科举时往往徇情受贿，科场之弊也是史不绝书。
乾隆六十年（1795年），两湖地区毕沅为总督，福宁为巡抚，陈淮为藩司，三人朋比为奸，民谣说：“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 官吏的贪污，使人民恨入骨髓，在白莲教起义时，就提出了“官逼民反”的口号。
清朝政府的财政也日益支绌。康熙时，府库存银5000余万两，雍正时6000余万两，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以前至8000万两。由于军需、河工、宗室俸禄所耗，特别是官吏贪污和乾隆的铺张浪费，乾隆晚年的库存已告匮竭，赋税所得，年剩200万，一遇灾荒，即无办法。当时补救之策是变相加赋，同时又大开捐纳。捐纳有常捐，有大捐，常捐只捐出身虚衔，大捐则卖知府以下的“实官”。出银买官的地主商人，到任后就要竭泽而渔，从农民身上收回捐官的银钱。
清朝的军队此时也日趋腐化，战斗力削弱。八旗驻防军久不操练，高级将领生活腐化，甚至终日居家饮酒看戏，赌博游荡；兵丁也养成游手好闲的习气。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嘉庆随乾隆至杭州阅兵，八旗兵箭箭虚发，甚至有人从马上掉下来 。绿营军也缺乏作战能力。将领们争置田产，尅扣军饷，过着骄奢逸乐的腐朽生活，一旦与农民军相遇，立即溃逃。嘉庆时，河南巡抚景安，带兵“围剿”川楚农民军，大家便送他绰号叫“迎送伯” 。由于军官尅扣军饷，军队每到一地，就大肆抢劫，军纪败坏，达到顶点。
在清朝政府这种腐败的情况下，地主阶级以及各族上层分子对人民的剥削也更加沉重，起义在各地不断爆发。乾隆六十年（1795年）有湖南、贵州石柳邓等人领导的苗民起义，嘉庆元年（1796年）有齐王氏、姚之富等人领导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年）有河南、北京等地的天理教起义。道光六年（1826年）有新疆地区维族人民的起义，道光十三年（1833年）有赵金龙领导的湘西瑶族人民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川楚白莲教起义。
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前后共经九年，活动地区包括川、楚、陕、甘、豫五省，起义的群众有荆襄的流民、棚民，长江的盐户，川东的逃兵，他们是利用白莲教秘密结社形式发动起来的。
乾隆时，河南鹿邑人刘松曾以白莲教组织起义，事发被捕，遣戍甘肃，他的弟子刘之协、宋之清等又分赴川、陕、湖北一带传教，教徒日众。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朝政府在荆州、宜昌和川东一带搜捕白莲教，“亲民之吏，多方婪索”，“株连罗织达数千人”，许多农民弃田逃走，盐户也纷纷失业。嘉庆元年（1796年）初，荆州聂傑人、张正谟，襄阳王聪儿（即齐王氏）、姚之富两支起义军先后并起。同年十月，四川达州徐天德、王三槐也随之响应。清朝政府当即派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围剿”，但起义军很快即蔓延于河南、湖北、四川三省地区。
嘉庆二年（1797年），王聪儿、姚之富等出河南，攻入陕西，西安震动，在川东的起义也声势日盛。三年（1798年），王聪儿、姚之富返至湖北郧西，为清军所困，跳崖自杀，其余部即与川东起义军结合，继续在各地作战。同年川东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亦被清统治者诱擒至北京，但起义军的力量并未因此而消沉。嘉庆五年（1800年），起义军过涪江、嘉陵江，袭川西，成都戒严，另一支起义军复穿过岷山草原，转战甘肃秦州、岷州。清朝政府见起义军“愈剿愈炽”，而官军又屡被击败，于是一面以大量金钱为饵，招募乡勇，驱之为前锋，一面又采取“坚壁清野”、“筑塞团练”的办法，尽驱乡民入塞，断绝起义军的粮饷接济。嘉庆六年（1801年），川东起义军首领徐天德战死，起义军又分散为六支，至嘉庆九年（1804年）终于被罗思举、桂涵等率领的乡勇陆续镇压。
川楚起义军皆分别以白、黄、蓝、青、线（应作绿）五色为号，有掌柜、先锋、元帅之名，长时期内没有建号称王，没有攻取城市，也没有集中的领导，只在各地流动作战，抗击官军。但是他们善于应用各种战术，如劫粮饷、断粮道、冒官兵旗号、槌崖走险，而且每至一地，就得到乡民的支持。嘉庆二年（1797年），将军明亮上疏说起义军：“所至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有逼胁之人为之乡导负运。”又说：“用兵以来，所杀无虑千万，而贼不加少。” 嘉庆在诏书中也指出：“良民不得已而从贼者日以浸多，奔驱三载，不能自拔者数逾十万。” 所以起义军虽丧失了很多首领，仍然坚持达九年之久。
为了“围剿”起义军，清朝政府除集中了五省兵力之外，还先后调来京营满兵、蒙古兵、陕甘回兵、苗疆兵、山西兵、广东兵。清朝政府不仅拥有强大的兵力，而且火器军资，不计其数，所耗军饷共二万万两以上。但诸将只知尅扣军饷，军队又没有作战的能力。嘉庆四年（1799年），颁诸将“纵贼”之罪，其中督抚将军如湖北永保、惠龄，河南景安，陕西宜绵、秦承恩，四川英善、勒保皆被处死或革职。而调赴达州的满洲兵，非但不能与起义军作战，连走山路都很困难，平均两日行军70里。这一切都充分暴露了当时清朝政府政治、军事的腐败，和他们在起义军打击之下的狼狈情况。
在川楚白莲教起义的前一年，湖南、贵州地区还爆发了苗民起义。这次起义前后达12年之久，是清朝苗民反抗规模最大的一次。苗民起义与川楚起义军彼此呼应，使清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
这次起义是湘西永绥厅苗民为了反抗汉族军官、地主在苗族居住区的土地收夺、人身奴役和官吏的残酷剥削而发动的。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铜仁石柳邓，永绥石三保，凤凰吴陇登、吴半生，乾州吴八月皆起兵围攻厅城。苗民行山地如履平地，能瞄击鸟铳火器，且善于分散伏击，使清兵猝不及防，号称为“三长” 。清朝派湖广总督福宁、云贵总督福康安等率兵十余万攻打起义军，为起义军击败，福宁仅以身免，福康安也死于军中。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采取了招抚的办法，收买了起义军首领吴陇登，先后诱擒了吴八月和石三保。嘉庆元年（1796年）六月，川楚白莲教大起，苗民起义军中也有白莲教徒，清政府迫于当时的局势，提出了“善后章程六条”与苗民言和，约以“苗地归苗、民地归民”，称为“一时姑息之策”，而另一方面又集中兵力，围攻坚持斗争的石柳邓。同年十二月，石柳邓败死，但苗民仍未屈服，起义的声势愈来愈高涨了。
嘉庆四年（1799年），湖南、贵州的苗民又同时并起。清统治者采取了与镇压川楚起义军同样的手段，在苗区建立碉堡，召募乡勇，直到嘉庆十一年（1806年）才把苗民的反抗压下去。
这次起义之后，清朝政府在苗疆开屯田12万亩，给无地的苗民和汉民耕种，下令汉官不得在苗地“擅派差役”，同时推行了所谓“化导”政策，在苗疆设义学、书院，扩充苗民的科举名额。推行这些政策的主观的动机是想同化他们，但在客观上对于推动苗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嘉庆十八年（1813年），在北方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天理教又名八卦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传布于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各地，按八卦分为八区组织教众。信仰天理教的人主要是贫苦农民，在北京近郊还有奴仆、雇工、小贩、贫苦旗人等等。天理教的组织者有林清、李文成等人。林清在大兴县黄村等地传教，他平居为人治病，提倡贫者互助，入教的交“根基钱”，林清即以“根基钱”分散贫民。当时得到“根基钱”的贫民很多，仅黄村一地即有万余家，因而入教者甚多。李文成在河南滑县传教，乡民说他是“李自成转世” 。
林清和李文成与河北、山东等地的其他教首都有联系，约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八方共起，不料河南滑县起义的机密泄漏，李文成被捕下狱。滑县的教徒为了营救李文成，聚集了3000人，于九月七日攻入滑县，杀死知县强克捷，救出李文成，随即占领濬县、道口镇，山东定陶、金乡，河北长垣、东明等地的教徒也纷起响应。清政府调杨遇春、杨芳等率军镇压。十一月，清军败起义军于司寨（今辉县地），李文成和教徒等纵火壮烈自焚，清军复夺滑县，河南的起义失败。
河南、山东等地的八卦教徒既已提前起义，为清军所困，不能支援大兴。林清等未待援军至，即于九月十五日进入北京城。他们打起“大明天顺”的旗号，约有主力二百余人分从东华、西华门攻入皇宫。这时嘉庆正在热河围猎，宫内惊慌万状，临时由他的儿子旻宁（即以后的道光帝）调来火器营军入宫，阻击起义军。起义军力寡势孤，退出皇宫，这次起义也失败了。
嘉庆时，清朝政府派赴新疆地区的满洲大臣及其属员，与当地“伯克”相勾结，“敛派回户，日增月盛”，“赋外之赋，需索称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办事大臣”。清统治者和维吾尔族上层分子伯克的横征暴敛，引起各地维吾尔族人民的愤恨，反抗的事件不断发生。这时，英殖民主义者的势力已伸入西亚地区，他们在浩罕、阿富汗等国培养了一批被清朝赶走的维吾尔族统治者的后裔，这些人都在等待机会，准备卷土重来。
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大和卓木之孙张格尔即借新疆南路大臣斌静的荒淫贪暴，乘机煽动维吾尔族反清。张格尔从小在阿富汗受英国的培养，在他的左右经常有英国人跟随，他长期在边疆进行活动，但多次被清军击败。道光六年（1826年），张格尔又窜入南疆，利用宗教欺骗维吾尔族群众，响应者“旬日万计”。张格尔原与浩罕约定，若喀什等城攻破，“玉帛子女共之”，并割喀什城与浩罕。这年八月，喀什、英吉尔沙、叶尔羌、和阗皆被张格尔攻破，张格尔遂毁浩罕约，与浩罕军在我国境内火并。清朝政府立即派杨遇春等赴哈密，率军围攻 。
张格尔既占南疆回城，在当地“尽戕居民，毁廨舍”，他的欺骗行为已被维吾尔族人民识破，终于被清兵打败，各城也先后被清兵收复。道光七年（1827年）十二月，张格尔被清军俘获，送至北京处死。
张格尔在英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下，勾结外国势力，利用了维吾尔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发动武装，进攻祖国，这不是起义，而是叛乱。广大维族人民在看清张格尔欺骗行径之后，转而支持清军，为平息叛乱，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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