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由于长期的战乱，以及清军在入关前后的烧杀劫掠和武装镇压，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到处呈现凋敝的景象。史载当时的北方，直隶是“极目荒凉”，“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山东“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 。在南方，扬州、嘉定、江阴、松江、漳州、广州、南昌等城市都受到兵火的洗劫，湖广地区也是“城无完堞，市遍蓬蒿” 。号称膏腴的四川，万历时明朝政府掌有耕地十三万余顷，到顺治时只剩一万多顷了 。
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之后，为了满足满洲贵族对土地的贪欲，于顺治元年（1644年）下令圈地，前后共占耕地面积达166794顷，除一部分作为满洲贵族的庄田外，另一部分也分给八旗旗丁。圈地虽然规定只圈“近京各州县无主荒地及前明皇室勋戚所遗留庄田”，实际很多农民的土地也被圈进去，只拨给他们一些离京较远的“盐碱不毛之地”进行耕作 。北京附近的农民有些逃往河南，有些逃往口外，还有一部分人沦为满洲贵族或八旗旗丁的庄客，备受八旗庄头的蹂躏、奴役和剥削。
为了隔离沿海人民与郑成功和其他反清力量的联系，清统治者颁布了“迁海”的命令，强迫山东、江浙、福建、广东等省的沿海居民内迁，“凡三迁而界始定”。在“迁海”的过程中，堕城郭，烧庐舍，“老弱转死沟壑，少壮流离四方”，给东南沿海的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
武装镇压、土地收夺、强制移民以及剃发等各种民族压迫的措施，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明末的农民战争到清初的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斗争，持续达数十年之久。特别是江南人民反剃发的斗争、直隶人民反圈地的斗争、闽广人民反迁海的斗争、佃农的抗租斗争和奴婢的索契斗争的日益激烈，迫使清统治者在康熙时期，不得不逐步改变和收敛这些不利于其统治的措施。
康熙八年（1669年）清朝政府在北京下诏停止圈地，宣称满汉军民，应一律对待，凡该年所圈旗地，立即退还汉民，另由山海关、张家口等处旷土换补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又正式规定，民间所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 。同时又对八旗庄头的横暴加以相对的限制，这显然是为了缓和因为圈地而激化了的民族矛盾。
在明末农民战争的过程中，有大批的官僚、勋戚、地主豪绅被镇压，原来被他们霸占的土地大部分又重新转归农民所有。清朝初年，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广等地的明朝王公勋戚庄田，其中除直隶的一部分被清朝政府圈占外，其余的不是荒废，就是仍由原来的佃农耕作。这些佃农事实上已摆脱了王公勋戚的奴役而成为自耕农民。清朝政府把这些庄田改名为“更名田”，承认它们属农民所有，“与民田一例输粮” 。清朝政府的这一措施，使一些空闲已久的荒田继续垦辟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明末农民战争中有些地区的佃农、雇工和奴婢摆脱了地主的束缚，清朝的法律也把佃户当作“良民”，并且有“勿许大户欺凌”佃户的规定 。康熙、雍正时，清朝政府先后命令满洲贵族和汉族地主不得“增租夺佃”，并劝谕他们在荒年时要减免地租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朝政府又制造了统一的铁斛、铁升颁行全国 ，以后又规定地主收租必须以国家的“仓斗”为凭，并在各县“勒石”永禁用“大斗剥佃” 。雍正九年（1731年），清朝政府把徽州府一带的“伴当”和“世仆”“开豁为良”，规定“年代久远，文契无存”的奴仆，一律改入“民籍”，“概不得以世仆名之” 。这些措施虽不能很好地执行，但在缓和社会矛盾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作用。
根据大清律规定，雇工人比奴婢高一等，但又不等于“凡人”。又据刑部档钞的记载，到了乾隆时期，有一些长工都和他们的雇主“共坐同食”，“平等相称”，而且“不立文契”，“并无主仆名分” ，这说明一部分雇工与雇主的关系也有进一步的改善。
清朝入关后，宣布以明代的一条鞭法征派赋役，并免除一切杂派和“三饷”。但由于军需的频繁，常常横征暴敛，杂派无穷，“无日不追呼，无时不敲扑”。一条鞭法虽然曾把一部分税银挪向地亩征派，即按地计丁派役，或丁少地多，或丁多地少，但丁银（又叫丁徭银或徭里银）从未被废止，有地无丁的人被编为下户，仍纳丁银。康熙时，人民的丁银负担极为繁重，山西等地每丁纳银至四两，甘肃巩昌至八九两。农民被迫逃亡，拒绝交纳丁银，各地的官吏又害怕清朝政府催逼，往往少报多留。“或言户有五六丁，止纳一丁”，“或言户有九、十丁，只纳二三丁”，以至丁额无定，丁银难征 。为了稳定收税的数额，确知人丁的实数，特别是因为山陕一带部分农民在赋役逼迫下的四出流亡，“任意行走，结成党类”，将对清朝的统治不利 。于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即以五十年（1711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叫做“圣世滋丁，永不加赋” 。
“永不加赋”只是不再增加丁银，并没有免除丁银。人口有生有死，丁银总额不变，这就需要经常性的除丁或补丁。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地主豪富勾结官吏，诡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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