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1894年即中法战争后到中日战争这十年中，是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阶段。
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正在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过渡，表现了更强烈的掠夺性和侵略性，列强分割世界的斗争更加激烈。
就对外贸易说，90年代初年资本主义国家输入中国的货物比70年代初年增长一倍以上，其中鸦片和棉布各占1/5，棉纱从70年代初的3%弱跃增为14%强，开始占重要位置的商品有煤油（输入农村作灯油用）、染料、针等物。而机械在输入的货物中所占比重不及1%。中国市场进一步被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也进一步被破坏了。中国输出的货品茶丝两大宗从70年代初年的占出口总值80%，减为不及60%。大豆（1%强）、猪鬃、皮革、菜油和短绒棉花（5%弱）等农业品和原料都是被搜括出口的对象。这都说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化和农村被榨取的情况日益严重。
由于洋务派官僚对外实行妥协政策，边疆危机没有缓解而是更严重了。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大举侵入朝鲜和中国东北部。当时全世界几乎被资本主义各国瓜分，朝鲜成为美、英、俄、法、德和日本争夺的场所。李鸿章、袁世凯 等想在朝鲜发展北洋势力，这当然不能防止英、美各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朝鲜。就朝鲜局势而言，北洋派官僚军阀正是前门拒虎后门引狼，日本势力没有被阻挡，而英、美以至沙俄的侵略势力反而愈来愈深入。前后通过李鸿章推荐到朝鲜充当外交、财政官员的德国人穆麟德（P. G. von Möllendorff）和美国人德尼（O. Denny)，先后把沙俄和美国侵略势力引进朝鲜。德尼在1890年居然推荐前此勾引日本侵略台湾的美国人李仙得充当朝鲜税务司。李鸿章所标榜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其结果只是使朝鲜和中国更多受制于西方列强和日本。
英国在中法战争之后，以防止法国势力进入“上缅甸”为借口，急忙实行对缅甸的全部的侵占。1885年底，英国侵略军攻入当时缅甸首都曼德勒，俘虏缅王。1886年7月清朝政府被强迫和英国签订条约，承认英国吞并缅甸的事实。
英国虽然在1886年假装答应放弃侵入中国西藏地方的野心，但1888年，英军悍然向中国西藏地方隆土山要隘发动进攻。1890年清政府和英国订立了《藏印条约》。1893年12月，清政府又订《藏印续约》，同意英国开放亚东为通商地点，于是英国打通了侵入西藏地方的大门。
从80年代中叶开始，北洋官僚集团变本加厉地把所办的民用企业变为派系私产。商股遭侵吞，洋债侵入并控制了轮船招商局。80年代后期的五六年中，淮系洋务派计划大借外资，和美国合办“华美银行”，以银行为“总枢”举办各项“新政”，以大量出卖铁路利权为交换条件。前后数次交涉，都因为遭到朝野舆论的激烈反对而中止。淮系洋务派在机器织布局的名义下，对纺纱业也进行垄断，由官僚投资经营的“纺织新局” 于是产生了。新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得李鸿章的特别许可，在广东筹设纺织官局，不久他移督湖广，就将工厂移设武昌，成立湖北纺织官局。张之洞得到北京的支持，在淮系之外另树一帜，开办了许多“官局”（即官办工厂），但企业本身都成为官僚机构，没有发展前途。李鸿章的上海织布局在1893年遭火焚毁。1894年他派盛宣怀接手重建，改称“华盛纺织总厂”。当时十年专利已经满期，各地绅商也在讨论设立纱厂。所以李鸿章和盛宣怀等在计划重建华盛纺织厂时就决定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集股分设10厂，“官督商办”，限定全国纱机40万锭，布机5000张。这时期实际成立的有华盛、华新（即“纺织新局”）、裕源、裕晋、大纯5厂，均在上海，另有通久源厂，在宁波。
80年代刚诞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挽救民族危机和发展资本主义开始提出一些见解，发出一些呼声，但还不可能形成一种政治运动。孙中山 在中法战争后已经认为清政府日益衰落，但他在1894年还上书李鸿章，要求实行改革，以达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康有为 在1888年感到民族危机的严重，上书皇帝要求下诏罪己，虽然已经主张“变法”，但只是发挥了“法弊必变”的老说法，还没有揭示具体的政治内容。早期改良思想家开始抨击官办企业的垄断和官督商办的侵渔。《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说“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他们憧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以为有议会政治就可以“达民情、张国威、御外侮” ，而且把议会政治看作可以是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他们对于洋务派除了反对官僚包揽商务而外，也没有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同他们划清界限。
这个时期农民斗争潮流逐渐高涨。1891年长江一带数十城市的暴动，是会党领导的反对各地外国教会的武装斗争的重要发展。这些斗争有很多农民参加，有的发展为反对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如四川大足余栋臣的起义）。这些斗争使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都受到很大的震动。
在国内外矛盾极端尖锐的形势下发生了1894—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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