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像洪水一般冲进中国。欧美垄断金融资本已经不以对中国的商品倾销为满足，而要求直接控制中国领土，以保障资本输出的最大利益。当时全世界大部分经济落后的地区已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它们在中国的争夺就表现得特别尖锐、激烈。但是帝国主义者毕竟不能以瓜分非洲一样的方式来瓜分中国，而且它们害怕中国再发生像太平天国那样猛烈的革命运动，因此它们一面维持清朝政权，一面分别夺取“租借地”和铁路线，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遭到更严重的破坏，东北和山东的一部分地区（如所谓“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带）开始遭受殖民地式的统治。帝国主义瓜分宰割中国的阴谋正在不断酝酿和发展。19世纪最后5年，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俄国认为此举损害了它在中国的侵略利益，便纠合法、德两国，一面迫使清政府加付3000万两的所谓“赎金”给日本，一面促使日本把辽东半岛退还中国。俄、法两国结成一个侵略集团，又以“辽事出力应有酬劳”为理由，向清政府肆行勒索。为了偿还对日本的第一期“赔款”，清政府在1895年7月6日，和俄、法银行家签订了一个由沙俄政府出面担保的四亿法郎（约合一亿两白银）借款合同，借款实收94.125%，年息四厘(4%)。俄、法银行家联合组织了“华俄道胜银行”，提出控制中国财政的目标，如“承包税收”“经营有关中国国库的各项业务”“发行货币，偿付中国政府所负的债息”，以及“修建中国境内的铁路及安装电线”等等。在借款交涉的过程中（6月20日），法国胁迫清政府割给云南边区的猛乌、乌得等地，开放云南河口、思茅为商埠，并给予法国在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开矿的优先权 。贷款合同成立之后，9月间，法国又要求由“费务林公司”（Fives-Lilies）修建并经营从越南同登伸到中国龙州的铁路 ，并于次年（1896年6月5日）订立这项合同。这就开了外国侵占中国铁路线的恶例，也就是后来法国强修滇越铁路 的先声。此后法国就把西南三省看作它的势力范围，并计划进一步向四川扩张。俄国不断向北京施加压力，积极支持法国。英国一面和法国约定无论何方在四川、云南两省取得的特权，均由双方分享（1896年1月15日《伦敦协定》），一面又乘机向总理衙门强称“两乌”的割让损害英国利益，要求把云南边区野人山地方割给英国，并开放西江通商，作为“补偿” 。
沙俄在北京的政治势力和法国的金融资本结合起来，形成对中国南北夹攻的阵势。英国就和被俄、法撇开了的德国联合组成另一个侵略集团。于是1896年初，在清政府为筹措对日本第二期“赔款”而进行的借款交涉中，就出现了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相向中国贷款的闹剧。总理衙门大臣说自己“终日处在虎豹丛中” 。3月23日，第二次贷款权被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抢走了，这个高利贷合同规定借款数目1600万英镑（约合一亿两），九四折扣，年利五厘（5%），偿款期限为36年，不得提前偿清；同时又规定款未偿清前海关行政不得改变，这样来保证英国人占据海关总税务司的位置 。
沙俄在“共同防日”的幌子下，引诱清政府和它订立盟约，从而实现侵占东北甚至华北作为势力范围的阴谋。这时清朝统治集团中亲俄派头子是西太后和李鸿章。李鸿章“一意联络俄人”，主张完全投靠沙俄。亲英派的长江流域疆吏，如刘坤一、张之洞等，这时也建议和沙俄缔订密约 。沙俄先由公使喀西尼（A.Ⅱ.Kaccини）要求建造通过东北的铁路，以便将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和海参崴联接起来。它又利用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机会，指名要李鸿章充贺使，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Bиттe)进行秘密谈判。1896年6月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所谓“中俄密约”，在对日防守同盟的名义下，规定由道胜银行在黑龙江、吉林修造铁路，给俄国以必要时运兵过境的权利。接着清出使俄、德大臣许景澄在9月间和道胜银行签订《东省铁路合同》，这就成为沙俄占据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带的根据。
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贯穿中国心脏地区的卢汉（卢沟桥到汉口）铁路线，争夺尤为激烈。张之洞原是这条铁路的倡议者。早在1889年，他从两广总督任被调到湖广（即湖南、湖北），主要就是为了主持修路事宜。但是，1890年，李鸿章主张将该路经费移建京奉铁路。1896年，清政府颁发“上谕”，招殷实华商承办卢汉路，但问津者都是以外商资金冒名影射的买办商人们，其中包括工部尚书许应骙（广东番禺人）的堂弟许应锵。真正华商吃过洋务派“官督商办”的亏，不敢再来尝试。到了8月间，由于买办官僚盛宣怀的建议，张之洞和直隶总督王文韶联衔上奏，请借外债，并设立“铁路公司”，还推荐盛宣怀任督办。于是帝国主义各国展开争夺。首先俄法集团由法国公使施阿兰(A.Gérard)出面，要求法商承办 。继之，和盛宣怀勾结的美国垄断资本洛克菲勒、哈里曼集团的“华美合兴公司”派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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