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全是教堂遮住天”。
德帝国主义在山东修造胶济铁路，所过之处恃强逞凶，在高密一地就枪杀农民二十余人，起因是占地钉地柱和农民冲突。农民看到铁路不但影响自己生计，而且带来侵略压迫，因此反对铁路和反对教会就成为各地农民自发反侵略斗争的两个具体内容。
1898年，义和团在山东河北交界地区起义。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反帝运动，民族危机促成了运动的爆发，因此农民群众斗争的锋芒更鲜明地朝向帝国主义。
义和团本称义和拳，义和拳和白莲教有源流上的关系，它和白莲教的支派八卦教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同被清政府禁止，但它仍在山东、直隶、豫东、苏北、皖北等地继续发展。它继承了白莲教的战斗传统，但本身不是一个教门。它以设厂练拳作为组织群众的方法，但同时宣传持符念咒可以“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来鼓舞斗志。到了19世纪末叶，面对着拥有近代武器的侵略者，义和拳就把“刀枪不入”改为“枪炮不伤”。义和团也采取“乾字号”（以黄布为标志）、“坎字号”（以红布为标志）等名称组织队伍，但和八卦教是有区别的。当时山东、河北的反动官吏，如蒋楷、劳乃宣等，诬蔑义和拳是“邪教”，怂恿清政府严厉镇压，以斩首和凌迟处死等刑律对付参加斗争的群众。
义和拳的参加者，绝大部分是农民，另一部分是失业的城市劳动者和运输工人。阶级成分本来比较单纯，反封建性质也很鲜明。但在中华民族和外国侵略者矛盾激化、农民斗争锋芒朝向帝国主义的时候，斗争的反封建性质逐渐被掩盖下去了。
1898年夏间，山东、河北交界各地农民纷纷组织拳会反对帝国主义。山东巡抚张汝梅派员到冠县一带调查，并和地方主要官吏，包括曾在曹州府屠杀大刀会的毓贤 商议，然后上奏说，“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如任其自立私会，官不为理，不但外人有所借口，并恐日久别酿事端。……应请责成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既顺舆情，亦易钤束” 。张汝梅、毓贤等看到群众声势浩大，阴谋对义和拳进行暗中控制，同时又提出“分别良莠”加以迫害 。北京政府给张汝梅的命令也是“密饬地方文武加意弹压” 。但义和拳在不断斗争中得到发展。1898年秋末，河北威县赵三多领导的义和拳在冠县18村发动起义，攻打教堂，遭到河北、山东反动军队的联合镇压。1899年春，德帝国主义借口沂州教案，派兵侵入沂州（今临沂一带），占据日照县城。1899年3月，清政府以毓贤代张汝梅任山东巡抚。
1899年秋末和冬间，平原县人民在义和拳领导下，进行反对“教民”乘灾囤积居奇的斗争。他们击退了平原知县蒋楷的进攻。参加起义的有在茌平设拳厂的朱红灯和本明和尚等教门头目。他们斗争很勇敢，但给运动增加了不少迷信落后的色彩。毓贤派兵镇压，捕杀朱红灯、本明等。但他不同意对未参加起义的义和拳实行一律严厉镇压的政策。帝国主义对毓贤不满，要求清政府派媚外官员袁世凯代替毓贤。袁世凯从直隶带新军7000人到山东，并就地扩充军队。他一面以武力缉捕坚持斗争的义和拳首领，一面严令地方官和地主团练加强防范，防止义和拳闹事。山东义和拳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直隶义和拳早已十分活跃。1899年下半年逐渐由东南部向北推进。1900年三四月间，保定以北的定兴、涞水、易州、固安、涿州一带和天津以西的文安、霸县等地，已经受到义和团的控制。清政府一再命令直督裕禄“派兵弹压”、“严行禁止”。裕禄也一再增调军队进行镇压。但义和团却越剿越多。5月底6月初，义和团破坏保定到北京之间的铁路和若干车站。涿州被义和团占领。
帝国主义者在五六月之交，派遣侵略军队在塘沽相继登陆。
美、英、法、意、日、俄、德军队，以保护使馆为名强进北京。帝国主义的公开挑衅，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西太后处于两面受敌的困境，一时举棋不定。义和团在清军暂时放松镇压的形势下，大量进入北京和天津城内。
帝国主义指责清政府镇压不力，决定直接出兵，组成英、美、日、俄、德、法、奥、意八国的侵略联军来镇压中国人民。义和团群众以旧式武器甚至赤手空拳和敌人搏斗。他们从6月13日到18日，在落垡、廊坊等地堵击由英国海军少将西摩（Edward Seymour）率领的各国侵略军2000人。6月18日，董福祥部甘军也投入阻击战，迫使侵略军沿运河向天津退却。6月17日，帝国主义军队攻占大沽炮台并向天津进攻，八国联军战争正式爆发。
清政府在得到外国进攻大沽的报告后，于6月21日，被迫向帝国主义宣战。清政府一方面调兵遣将，勉强抵抗，另一方面又一再向外国求和。驻守天津的直隶提督聂士成部和由山海关调来的马玉昆部在曹福田、张德成等率领的义和团积极配合下，与侵略军激战多日，聂士成在战斗中英勇牺牲。7月14日，天津被外国侵略军攻陷。清政府在被迫继续抵抗的同时，进一步加紧求和。
东南各省督抚，在英、美、日、德势力的操纵下，和帝国主义者磋商妥协条件，订立了所谓“东南互保章程”（6月26日），保证在“长江及苏沪内地”替侵略者维持秩序。两广李鸿章、湖广张之洞、两江刘坤一和山东袁世凯等买办官僚直接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从8月4日到14日，十天之中，义和团和少数清军英勇抗击八国侵略军四万余人的进犯。西太后在7日电诏李鸿章任议和全权代表。14日北京陷落，她挟着光绪帝出逃，经山西到陕西西安。在逃亡途中，她下谕各地痛“剿”义和团。
由德国将领瓦德西统带的八国侵略军在北京、保定、张家口及附近地区杀人放火，奸淫抢劫，穷凶极恶，无所不为，表现了帝国主义凶残、野蛮的本性。北京几世纪来的文物遇到空前的浩劫，被劫掠的重要文献中，包括当时仅剩八百多本的《永乐大典》的大部分。八国联军的将官、士兵和一些外国传教士都参加了洗劫的行为。
在八国侵略军强占北京、天津，实行军事殖民统治的同时，沙俄占据东北三省的重要城市。无论在东北、直隶和内蒙，义和团及其所号召的群众都坚持反抗。
1899年起，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日本、南洋、美洲等地组织“保皇会”，宣称奉有光绪的“衣带密诏”，在华侨中骗取大量的款项。1900年春夏间，康、梁派人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组练武装，在广东联络会党（并曾密谋以菲律宾人和日本人各五百名组成雇佣军），企图攻占两粤，进窥湘鄂。7月，唐才常在上海邀集改良派人士数十人（包括容闳、严复、文廷式、汪康年、郑观应等），倡议设立“中国国会”，宣称“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唐才常又在长江一带设立“自立会”，吸收会党、清军官兵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会员，组织“自立军”，准备在两湖、安徽等处同时起兵“勤王”。长江一带会党所发的凭证“飘布”上，原来普遍印有“灭洋”、“杀尽洋鬼”等字样，唐才常按照梁启超的意图，收回各种飘布而换以“富有票”，完全删去会党所原有的反帝口号。自立军有日本人参与密谋，指挥起兵的总机关设在汉口英租界内，预拟的起兵宣言中着重要保护洋人、洋行、教堂。康有为给各埠保皇会的信中说，勤王之兵是“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英既相助，则我可立于不败之地”。康、梁和唐才常等同时也对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吏寄有幻想，希望他们也起兵“勤王”，反对西太后。但当帝国主义决定仍然承认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时，张之洞就在英国领事同意下到租界内逮捕了唐才常等人（8月21日），加以杀害。自立军在安徽、两湖十余处的零散起事也迅即被镇压下去。各省自立会成员和维新人士牵连被杀者达数百人。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也联络两湖、闽、粤的三合会、哥老会，准备武装起义。1900年六七月间，当义和团控制北京城时，英国曾阴谋在南方以两广总督李鸿章为首，制造“独立”政府，分裂中国。在英国影响下，兴中会一度同意与李鸿章合作。同时日本企图占领福建（于8月底已在厦门制造借口，派遣海军登陆），允许以军械及军官供给兴中会。10月初，孙中山由台湾命郑士良在惠州率会党群众发动起义，并在起义后攻向厦门，以便取得接应。起义军在半个多月内曾经发展到两万多人，屡次击败沿途的清军。日本在各帝国主义牵制下，感到分割中国领土的阴谋一时不能实现，就停止对兴中会接济军械，并迫使孙中山等离开台湾。起义军在弹尽援绝情况下，只得自行解散。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时没有能在会党之外建立革命的群众基础，又对帝国主义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惠州起义也就只成为一次单纯的军事冒险。
各帝国主义在纷纷派遣军队来镇压义和团的同时，企图乘机抢夺地盘，扩大侵略势力。沙俄占据整个东北后，又控制了山海关至北京的铁路，声称要将直隶全省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准备攻取烟台，扩大在山东的侵略，并在南京、上海停泊战舰，要将势力深入长江。英国则在上海驻重兵，并加紧控制张之洞、刘坤一 ，力图巩固在长江流域的势力；同时阴谋在两广制造以李鸿章为首的“独立”政权，占据华南。日本计划吞并福建，8月间已派兵在厦门登陆。法国则企图占取云南。美国阴谋“租借”秦皇岛、舟山、三沙湾。各帝国主义间剑拔弩张，有发生火并的可能，为了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不能不暂时谋取妥协。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在义和团群众的打击下，已经感受到中国人民巨大的反抗力量。八国侵略军统帅瓦德西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1900年7月，美国向各国发出第二次门户开放通牒，提出“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即要求暂时不瓜分，以防止别国占领更多的地盘。10月16日英、德订立协定，声称对华政策的原则是要将中国的河川海港向各国自由开放，“不利用现在事变为本国谋中国之领土利益”。帝国主义不敢也不能瓜分中国，只有仍然扶植清朝政府，通过这个共同代理人来统治中国，在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实质上建立对中国的共管。在这个基础上，各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1901年9月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规定要清政府向帝国主义认错道歉；惩办“得罪”帝国主义的官员；勒索赔款4.5亿两（分39年偿付，本利合计近10亿两），关税盐税都由帝国主义控制，作为偿付赔款之用；在北京设东交民巷使馆区，使馆区及北京至大沽和山海关的铁路允外国军队驻守，大沽炮台完全拆毁；由清政府下令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违者处死刑。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清朝政府竟然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表示从此要忠顺地做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二，第2页。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第40页。
号称招股12万两，缴款的只有1万两。
徐润《愚斋自叙年谱》（第18页）说，1873年拟招百万，仅得47.6万两，这还只是认股，不是实缴的数字。他又说1882年才招足额。
郑观应：《致招商局总办唐景星观察书》，见《盛世危言后编》卷十，第1—2页。
他与郑观应合认五万两。
经元善早就指出“即如招商与怡和、太古订立三家合同，但能压抑华商，不能止遏外人，西人决无此措施”，见《居易初集》卷二，第42页。
袁世凯，字慰亭（1859—1916年），河南项城人。
即龚照瑗主办的纺纱局。
孙文，字逸仙（1866—1925年），广东香山人。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以“中山樵”的假名署于寓所门首，所以人称孙中山。
康有为，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二，第4页。
《伯爵陆奥宗光遗稿》，第323页。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五，第45页。
同上书，第52页。
同上。
俄国红档（《中日战争》第七册，第236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第30页。
《清光绪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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