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维新运动具有爱国救亡、政治改革和思想启蒙的三重性质。
七八十年代，从反对封建统治的专横腐败而提出的零星改良建议，到中日战争后发展为一套政治主张，并且形成了一个以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中心的维新政治运动。这时期的改良派客观上是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他们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所以也称为维新派。
康有为是变法理论和纲领的主要提出者。他出生于广东南海县，早年饱受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1876年，他投于同邑学者朱次琦 门下，治程、朱兼及陆、王理学三年。1879年，他移居西樵山白云洞，开始研究道、释书籍，并阅读清初顾炎武和顾祖禹的著作。1882年，他到北京应顺天乡试不第，归途经上海，购读江南制造局和英美教士“广学会”的译书。1888年，他再到北京，以一个秀才的身份上书皇帝，请求变法，被都察院阻格不能上达。1891年以后，他在广州讲学，署学舍 为“万木草堂”。这几年中，他著就《新学伪经考》并写了《孔子改制考》一部分稿和“秘不示人”的《大同书》初稿。《新学伪经考》刊于1891年，宣告东汉以来所谓古文经学都是“新莽”（王莽）一朝之学，出于刘歆伪造。这部书在学术上破除盲目信古思想，在政治上打击了顽固派“恪守祖训”反对变革的思想，因而引起顽固官吏的嫉视，于1894年被给事中余联沅参劾毁版。“大同”思想提出历史不断发展的见解，认为其最高发展阶段是“大同极乐世界”。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学说。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应试，发动来京应试的各省举人进行公车上书 （即第二次上书），都察院拒不收，但上书稿被缮印散发，影响甚大。榜发，他成进士，授工部主事，来到署，又上书（第三次上书）陈自强雪耻之策，分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项，得到光绪帝的赞许。一个月后，他又上书（第四次上书）请设议院，但都察院和工部的长官都拒不肯代达。这几次上书的内容，就是他提出变法的纲领。“富国”的具体主张，就是取消各省原有禁令，允许人民办工厂、制机器，发展铁路、轮船事业。这些事业都要“纵民为之，由官保护”。“养民”的重点在于发展工农商业，诸如利用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讲求制造技术上的发明，给予专利，甚至允许民间制造枪炮，此外还鼓励商会和大公司的组织，并由国家协助。“教士”的内容，就是广开学堂，招收学生，每人除“专学一经以为根本”外，要着重学习“专门之业”。为了推行这个纲领，他在“求人才”的名义下，提出一种代议制度，即由每十万户推出一个“议郎”，也就是绅商推选的新式议员。这些主张遭到顽固派官吏的坚决反对。
梁启超 ，广东新会人。他师事康有为于万木草堂，协助他著述和在北京进行政治活动。变法运动开始后，他成为最有力的政治鼓动家。严复 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随兵船实习数年，被派赴英留学。他注意研究西方文物制度，回国后努力译述，最早译出的有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年初刊印），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学说警醒国人。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先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鼓吹发愤图强，又发表《原强》、《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废八股，倡新学和废除专制政治。谭嗣同 是维新运动中最激进的人物。他出身于大官僚家庭，生于北京，游历甚广，西北至新疆，东南至台湾，大江南北踪迹几遍。他胸襟开豁，对新事物感觉敏锐，阅览甚博，受王船山（夫之）著作影响最大，也推重龚自珍和魏源。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他也热心于一些工矿企业的创办。维新运动开始时，他在湖南，没有参加北京强学会。1896年春，他到北京，结识梁启超 。1896—1897年，他写成《仁学》两卷，大胆批判封建制度和传统道德，主张冲破封建主义的一切网罗。
1895年8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并出版《中外纪闻》，日印千份，附《京报》分送朝士大夫。同年10月，上海设立强学分会。参加学会的人多半是中小官僚和达官贵绅的子弟。学会的目的就是组织这些人讲习资产阶级政治，借以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学会兼具学校和政党的性质。学会在北京和上海的设立，分别得到有力官吏翁同龢的支持和张之洞的一时赞助。谭嗣同写当时情况说，“内有常熟（翁），外有南皮（张），名士会者千计，款亦数万” 。这些“名士”中有倾向维新派的如翁系官僚文廷式，也有单纯投机取巧的如李鸿藻的亲信门生张孝谦和张之洞的儿子张权等。但这些关系都挡不住反动势力对强学会的破坏。李鸿章的姻亲、御史杨崇伊上疏攻击强学会，参劾文廷式。结果北京强学会被查封，同时上海的强学分会也被张之洞取消了。康有为回到广州继续著作，完成《孔子改制考》和《礼运注》两书，并推动两广（包括港、澳）的维新运动。当时风气已开，各种学会的组织和报刊的传播已成为不可阻遏的事情。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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