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保路运动掀起的人民反抗怒潮，是各种矛盾迅速激化和全国革命高潮已经酝酿成熟的表现，向反动统治的总攻击在武昌开始了。
文学社和共进会几年来在湖北进行了比较踏实和深入的士兵群众工作，湖北新军士兵参加这两个革命组织或有联系的达到五千多人，占全省新军人数的1/3左右。四川人民将保路运动推向武装斗争的形势，直接鼓舞了在湖北的革命党人，决定立即准备武装起义。宣统三年即1911年9月，文学社（主要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等）和共进会（主要领导人孙武、蔡济民等）联合组成起义的指挥机构，制订了起义的具体计划。10月9日，起义指挥机构遭到破坏，几个主要领导人或死或伤或逃出武昌，湖广总督瑞澂等按照查获的党人名册大肆搜捕。但是各部分的革命士兵们，在没有总指挥部的紧急情况下，仍然自行互相联系，根据原来的计划步骤，坚决勇敢地在10月10日夜间举行了武装起义。
经过一夜的战斗，起义的士兵们胜利占领了武昌城。这时，如何建立革命政权成为革命党人面临的迫切问题。革命党人错误地认为革命政权需要旧势力中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号召领导。原清军协统黎元洪（他在起义的当晚还亲手杀害了革命党人）被拥立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都督，而立宪派官僚原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则被推为政务部长。革命党人在起义后的最初几天里，虽然曾以蔡济民等骨干分子组成的谋略处作为统筹处理各项事务的领导机构，并且一度打击了立宪派包揽内务、外交、财政、司法等重要部门的局面 ，但是一直未能形成坚强和团结的革命领导核心，相反是旧官僚军人和立宪派分子纷纷聚集在黎元洪周围，逐步攫取了军事和政治上的重要权力。
武昌起义在群众普遍的革命要求的基础上爆发，起义的胜利又迅速推动湖北和全国各地群众革命热情的高涨。群众踊跃参加湖北军政府募集的革命军队，数日内就编足五个协（旅）。在10月17日至11月2日的汉口战役中，这些还来不及训练的士兵曾一再以勇敢的冲锋肉搏击退南下的清军，许多工农群众自动前来参加助战、运送粮弹。在湖南、陕西、广东、江苏、山西、河南、直隶等全国大多数省份中，也都有下层群众和会党自发地起来暴动，冲击清朝反动统治。散布在各地的革命党人，这时都积极发动了新军和会党的起义。邻近湖北的湖南、陕西、江西三省，首先在十多天内就起义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接着是山西和云南在10月底前宣布独立。此外，在11月份内相继独立的有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山东不久又被袁世凯唆使反动势力宣布“取消独立”）、四川等省，即全国24省区中已有14省脱离了清政府的控制，其余地区也正在酝酿或爆发着大小不等的起义斗争。
但是，面临着如此广泛和猛烈的革命高潮，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组织和领导核心，也没有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统一的革命步骤。他们不能也不敢发动广大农民把反封建的斗争进一步深入发展下去，只想赶快使革命结束，稳定“秩序”，以避免外国的干涉。革命党人所表现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立宪派感到可以乘机夺取权力和窃取革命果实。在独立的各省中，许多立宪派人都以原咨议局议员的身份，摇身一变，自己宣称为主张共和的人民代表，钻进革命政权，竭力使革命缓和下来，尽量避免革命的震荡。江苏的立宪派和绅商勾结清江苏巡抚程德全伪装响应革命，宣告“和平光复”，除程德全改称江苏都督外，一切照旧，“仅用竹竿挑去了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 。湖南独立十天后，立宪派就以原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为首，用阴谋政变的手段杀害了革命党人都督焦达峰等，夺取了湖南的政权。
各帝国主义在革命爆发后就立即调集军舰和军队（集中于武汉江面的外国军舰在10月20日已达16艘），准备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北京的外交团会议要求清政府起用两年前被罢退的袁世凯，并由美国代表入宫提出，应使袁世凯“作为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以挽救垂危的清朝统治。清政府急忙在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统率北洋军南下镇压革命。袁世凯认为尚未满足自己和帝国主义的要求，就迟迟不出，向清政府索取更多的权力。11月初，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湖北前线和近畿各路军队也都归袁调遣，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实际都落入袁世凯的手中。袁世凯于11月2日攻占汉口后，回京组阁。
这时，日本和沙俄特别热衷于用武装干涉方式在中国扩大侵略利益。10月24日日本内阁通过的决议 认为，要乘当前最有利时机求得“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即吞并东三省南部，并进一步控制“中国本部”，使列强承认日本在华的“优势地位”，因此准备出兵占领山海关至天津、北京的铁路。沙俄也乘机在蒙古制造分裂活动并企图占据东三省北部。11月3日，沙皇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与日本在中国共同行动的决定”。然而，日俄这种大规模武装干涉的企图受到了其他帝国主义的牵制。英、美等帝国主义不愿意日、俄在华势力的过分扩张，英国也担心长江一带（是英国的主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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