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到1911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发展达到高峰的时期。
同盟会成立之后，立即着手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并展开宣传，和坚持改良的君主立宪派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论战。这些是同盟会对于促进革命高涨的重要贡献。
革命派在1905年到1906年与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在当时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康、梁等改良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接触愈多，就愈害怕下层群众起来冲击旧社会秩序。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办的《新民丛报》，大力鼓吹“开明专制”，以抵制民主革命思潮。当时国内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分清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界限。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一度也把康、梁等保皇党和孙中山革命派看作同样的危险分子。1904年5月军机处下令把《新民丛报》和革命书报一律查禁。这样，改良派的宣传就更容易起着迷惑舆论破坏革命的作用。
1906年，同盟会在《民报》第三号的号外上，列举12个问题，指出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根本分歧，其中要点是：“《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此后一年多中，双方的争论集中于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土地所有制这三个问题上。
首先，改良派宣传，革命要引起“暴动”、“内乱”，要招致外国的干涉和“瓜分”，因此要“爱国”就不应革命。革命派驳斥说，清政府不断出卖土地和利权，要爱国就必须推翻清政府，而改良派所爱的“国”实际上就是这个“洋奴”政府。革命派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是他们进步之处，但没有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而希望避免“群众暴动”，希望“有秩序”地进行革命，希望依靠单纯的军事暴动迅速推翻清政府了事，这种幻想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
其次，改良派诬蔑中国人民没有行使共和国公民的政治权利的能力，连实施君主立宪一时都谈不到，还要经过十年以上的“开明专制”。革命派以美、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证明，不革命就连立宪也得不到，同时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驳斥改良派反对共和的谬论。指出“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出路。革命派除了搬用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而外，并没有可以对于广大下层群众发生实际影响的理论武器，因而对自己所提出的“民权”“民主”不能赋予应有的群众性内容。但是他们能够指出人民群众解脱专制压迫之后就有能力实行民主政治，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观点。章炳麟在《民报》第四号上以犀利的笔锋驳斥康、梁的论点。他说：“夫谓国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者，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圣明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这成为一时传诵的警句。
最后，改良派以梁启超为代表，宣称地主占有土地是不可剥夺的、“正义”的权利，“土地国有”是危及“国本”，并且表示对革命派所提出的其他问题还可以商量，这个问题丝毫不能让步。这种主张说明了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与地主阶级的密切联系。革命派从“土地为生产要素”、“本不当有私有者” ，指出地主占有土地的不合理性质。他们从地主垄断土地、农民反而沦为佃农指出“地权失平”，从生产者遭受“徒手坐食”的“地主强权”压迫指出“人权失平”。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把自身对于劳动群众的热烈同情和法律理论结合，从而提出“贫民革命”的法理根据，给改良派以一个有力的打击。
在这两年的论战中，革命派以小资产阶级的急进的民主主义观点战胜了改良派的反动理论，推动了思想潮流的进步。但是在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要不要依靠农民群众进行革命这两个关键问题上，革命派在论战中采取犹豫回避的态度，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也就不可能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同盟会把武装斗争放在革命运动的首要地位。他们首先从联络会党下手。
1906年江西萍乡和湖南的浏阳、醴陵一带农民群众举行了起义。这次起义是由同盟会派人联系会党发动组织的。起义军迅速占领了几个州县，清政府调集了五六省军队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萍浏醴起义大大鼓舞了革命情绪。1906年和1907年之间，光复会革命党人陶成章、徐锡麟和女革命者秋瑾等在浙江继续联络会党。秋瑾以绍兴大通学堂为据点，招致金华、处州、绍兴三府各属会党首领，运动杭州军、学两界，约定起义，但缺乏严密的组织，号令也不统一。1907年6月，绍兴、嵊县和金华各处先后单独发动起义失败。徐锡麟在匆促中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希望以冒险的军事暴动夺取安庆，结果徒以身殉。随后秋瑾在绍兴也被捕壮烈牺牲。
孙中山在不及一年的时间中，接连六次发动了两广和云南沿边的武装起义，即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5月），惠州七女湖起义（6月），钦州、廉州、防城起义（9月），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12月），钦州马笃山起义（1908年3月）和云南河口起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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