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没有改变封建官僚统治机构。在中华民国招牌后面出现的，是帝国主义支持的以大军阀袁世凯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
袁世凯在1912年3月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提出前此奉他命令加入同盟会的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唐于3月25日到南京组织内阁。主要阁员或是由袁世凯的亲信充任，如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等部，或是实际上受袁的控制，如外交（陆徵祥）、财政（熊希龄）、交通（施肇基）等部。同盟会只分到了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等在当时视为闲散的四个部门。这就是所谓“同盟会中心”内阁。4月初，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北京。于是袁世凯以北洋六镇新军为基础，以冯国璋、段祺瑞等将领为骨干，增募军队，扩大势力，在长江以北各省严行戒备。他任用粤系买办官僚梁士诒和北洋系买办官僚周学熙，掌握京汉、津浦等主要铁路和交通银行以及北方重要的厂矿企业。他基本上保存了清朝官僚机构，接受了以清大臣徐世昌为首的封建官僚集团，并以赵秉钧、陆建章等为爪牙，组织特务警察系统。这样，围绕着袁世凯构成一个最反动的军阀、买办、官僚、特务集团。封建买办旧势力仍然统治着中国。
同盟会勉强掌握着南方几个省的政权，并在临时参议院中占有优势。但是同盟会自身原是一个松弛的各阶级联盟，内部本来就很庞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成为公开组织，由于各地官僚和立宪派分子的纷纷加入而益形涣散。同盟会修订的政纲，规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但在政治上主张“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实际是在允许袁世凯政治统一的条件下，希望保存同盟会在某些地区的实力和地位。对于“实行民生主义”的内容，不提“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而代以空洞的“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一语。这个政纲比起旧纲领是很大一步的倒退，对广大群众当然没有什么号召力量。
以前在反满斗争中结合起来的各阶级力量开始迅速地分化。首先，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游民等下层群众在各地形成的革命的浩大声势，已受到旧官僚、立宪派甚至革命派在新政权名义下的压迫摧残。在湖北，军政府早已通令：由各州县士绅维持清末的“自治公所”，组织团练警察；此外甚至还有袁世凯旧部徐抚辰组织的“湖北全省保安总社”，指挥地主武装，镇压各地农民。革命派右翼分子刘公、季雨霖等也联络黎元洪以军队镇压鄂北自发起义的“江湖会”革命群众。下层群众没有得到革命的丝毫好处。各地被免除或减轻了的捐、税，由袁世凯政府通令“迅速恢复”，并将“新税一一进行” 。各地民军被解散后不加安置，造成数十万人的失业流亡。革命派自己远远离开下层群众，下层群众也不能不对革命表示失望。这样，革命派就丧失了对袁世凯进行斗争的群众基础。
原属于立宪派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在武昌起义后，纷纷钻入革命阵营，成为反满联合阵线的上层势力。随着清朝的覆灭，他们又急急拉着同盟会右翼分子，一齐投向袁世凯的反动阵营。1912年初，武汉同盟会右翼孙武、刘成禺等组织了以黎元洪为首的“民社”，高呼“拥黎、联袁、拒孙”。章炳麟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就宣布退出同盟会，声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接着，在1912年初，他纠集一些借口对南京临时政府青年干部不满因而脱离革命阵营的人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和江浙立宪派张謇、汤寿潜等合作，组织“统一党”。在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两个月，5月9日，“统一党”、“民社”就和原属“宪友会” 的籍忠寅等人组织的“国民协进会”等团体合并为拥袁的共和党 。共和党以两湖、江浙原来的立宪派为核心，以黎元洪为名义上的董事长，联合同盟会右翼分子和同盟会对抗，企图分享袁世凯政权的余沥。原属“宪友会”的另一部分人组成以汤化龙、林长民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和以旧政客孙洪伊为首的“共和统一党”。这两个团体和当时尚在海外的梁启超关系密切。它们和共和党实质上并无二致。这些团体都主张由袁世凯集中权力，把中国统一于他的统治之下。此外还有以蔡锷、王芝祥为首，由过去和同盟会或立宪派有联系的一批政客官僚组成的“统一共和党”。它号称第三大党，依违于同盟会和共和党之间。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后，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等想通过国会和政党政治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企图以《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来约束袁世凯的野心和权力。但到了6月中，袁世凯就以不经内阁同意副署而发出总统命令的办法迫使唐绍仪和同盟会几个阁员于16日辞职。接着，袁世凯就先提出由官僚陆征祥组阁，迫使参议院通过阁员名单，继以自己的亲信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把国务院变成总统府的秘书厅。到9月29日他就正式任命赵秉钧为国务总理，责任内阁制被完全取消了。
1912年8月间，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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