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孔、孟、韩、欧、程、朱的“道统”自任。他们祖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一语，自诩文道合一，和汉学派（乾嘉时代的考据派）对立。考据家钱大昕讥笑桐城派说：“方氏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本，……法且不知，义更何有。” 刘大櫆的弟子姚鼐（字姬传）力诋汉学派“破碎”。他提出自己的文章理论，以“阴阳刚柔”分别文体，认为只有“圣人”（如孔、孟）能够兼统阴阳二气，诸子以下的文章无有不偏于刚或柔者，但阳刚阴柔各有其美，如“曾、欧之文皆偏于柔之美” 。至于所谓义法，就是“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他主张文章要模仿古人，认为应先学古人文的“粗者”即“格、律、声、色”，最后“御其精者（即神、理、气、味）而遗（弃）其粗者”。桐城派所模仿的主要是韩（愈）文。姚鼐认为韩文本身也就是模拟，不过“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模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 。他又认为扬雄、柳宗元也是模仿古人，虽然“形貌过似”，但仍是好文章。可见桐城派所谓文道合一就是把唐宋八家文章加上程朱理学。这种步趋唐宋、排斥创造的文章理论，当然不能为当时思想活泼的知识分子所接受。龚、魏就提出学习先秦诸子，来抵制韩、欧，自己所写文章也想极力摆脱唐宋文体的束缚。龚、魏的文章见解，遭到时人的侧目。道、咸年间时人已有“天下文章尽归桐城”之说。曾国藩更极力提倡桐城派。同、光时代的桐城派末流，所模仿的实际上已经不是唐宋而是明代小品文字。到了清末报章逐渐发达，龚、魏纵横捭阖的文体，便于议论文字的使用，渐受一般人推重。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给中国文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反侵略和反封建专制主义的任务。从三元里抗敌开始，文学就成为动员和鼓舞反侵略斗争的工具。其中有旧式诗文，也有通俗文字。著名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其中宣传团练、激励士气的语句，如“仿范里连衡之制，指顾得百万之师，按尝田捐饷之方，到处有三时之乐。踊跃同袍，子弟悉成劲旅，婉娈如玉，妇女悉能谈兵”。揭露内奸的语句，如“黄阁主和戎之议，自撤藩篱，乌云多蔽日之奸，甘为缪丑”。一望而知是出于封建文人之手，并且是骈俪文字，但传抄甚广，所起作用甚大。张维屏的《三元里》诗，魏源斥责投降派的《寰海十章》都是斗争中出现的好诗篇。旧诗体裁被广泛地应用在歌颂英勇斗争的人民和将士们。有的诗篇虽不甚工，但很能传达当时斗争的实况。如梁信芳关于三元里乡民在牛栏冈会盟的描写，就是一例 。至于乡民所出的揭帖告示和传唱的歌谣，很多使用通俗文字。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给封建文化以很大的冲击。宣传革命的书籍，由天京的镌刻营和删书衙刊印，大量颁发。从儒家经籍的删改到新历的创造，都表示农民领袖们改造传统文化的意图。他们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这不但有利于革命宣传，也针对着空疏晦涩的坏文风，提出纠正原则。在太平天国书籍和文件中，文字一般都浅显朴素，有时杂以广西方言，革命意识也都鲜明强烈。但农民终究不能创造一个代替封建文化的新东西。太平天国领袖们所赖以和顽固思想作斗争的意识形态上的工具，只是很不中用的拜上帝会教义。而他们的文学改造又被和教义宣传密切地联系起来，正如《钦定士阶条例》所说的：“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来，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因此宣传容易流于说教形式。这种情况到后期更加严重。就文体上说，许多宣传文字实际上采用西方教会小册子的形式，而考试取士则袭用传统的策赋律诗。可以看出，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创立一个代替封建文化的上层建筑，也不可能创立一种内容和形式很好统一、切合需要的新文学。
从曾国藩提出保卫“名教”抵制农民革命以后，经过整个19世纪后期，封建文化的保守性质更加显著，封建学术也更委靡不振。顽固派官僚如倭仁、徐桐，都盲目地拒绝学习外国一切事物。洋务派官僚如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都是封建正统文化的坚持者。这时期程朱理学恢复了统治。经学继承了汉学派的余绪而更偏重于细碎烦琐的研究。其中礼学号称最有成绩，特别是孙诒让 的《周礼正义》。这部著作被称为“朴学殿军”。作者费尽20年心力去“博稽群家”，严辨汉儒家法，但他不敢丝毫怀疑《周礼》本身的可靠性。清代考据学派把唐以后学者已经不很讲求的古代礼书捧出来，并高抬其身价。他们把研究引导到两千年名物（宫室、衣物、饮食）、制度（井田、赋役、军制）和繁文缛节（《仪礼》的冠、昏、丧、祭）的争论中去。一般经学研究也就限于训诂上细碎的发明。较有名的如俞樾 的《群经平议》只是墨守王引之《经义述闻》的成法。这些朴学家力求“以经说经”，一般都过信经文，对材料也不可能进行真正严格的审查。这时期子书方面研究，成绩较大。经学考据既难于超越乾嘉时代，更多朴学家的目光转向诸子书。太平天国革命后私家保藏的古本大批流散出来，这也给他们提供有利的条件。但子书研究成绩一般也是限于校勘训诂，其中最著名的是孙诒让的《墨子閒诂》和《墨子后语》，以及湖南顽固派学者王先谦 的《荀子集解》。荀学比在乾隆时代初被提倡时占着更有影响的地位。顽固士绅宣称荀学比孟学更“醇正”，因为孟子书中还有“民贵君轻”之类的说法，可以被人利用来鼓吹革命。浙江文人李慈铭 本来自署“孟学斋”，后来竟改署“荀学斋”了。
金石学的地位逐渐提高，主要是由于达官贵人对碑版彝器的贪求无厌，题跋考释成为一时文人风尚。但大多数人只讲鉴别以定真赝高低，少数人如王懿荣 、吴大澂 考释比较精审，大体上能够继承顾炎武、钱大昕的朴实传统。清末甲骨文字的出现更加推动了古文字学的研究。但无论金石和甲骨文字的研究，当时都只限在“小学”范围，不可能引起古文字和古史研究上的革命性影响。
西北史地的研究在光绪中叶又很兴盛。提倡者是国子监祭酒清宗室盛昱 和李文田 、洪钧 、文廷式 等人。这些都是翰苑文人；研究风尚一般限于史料秘本的传抄笺注，缺乏实际调查，地理考证往往流于臆测，没有发挥前此张穆、何秋涛等讲求实际的研究精神。洪钧译注西域史料，成《元史译文证补》，是当时较重要的著作。史地研究极端脱离实际的情况，也是封建主义学术文化日趋没落的一种表现。
这时期的自然科学还没有成为知识界的一门主要学问。四五十年代虽然已经有人提出学习西方科学的主张，但影响不大。一些人企图模仿西洋制造轮船、鱼雷，试验不断失败。从60年代开始，清政府和湘、淮军阀主要为满足军事要求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机构。北京同文馆在1866年添设天文算学馆，讲授一些现代科学知识。湘、淮军阀把持的江南制造局附设一个翻译馆，对西方科学技术作了较广泛的初步介绍。这些机构也招聘了一批科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李善兰 ，任同文馆教习，充军机衙门章京。他自己对数学曾有发明，并有在上海和外国教士合译数学力学书籍的经验，但年事已老不能再从事译述。在江南制造局以译书著称的有华蘅芳 和徐寿、徐建寅 父子。徐建寅充驻德使馆参赞几年，译武器制造和外国各种军事章程多种，因为揭发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替李鸿章购买军火舞弊，被排挤回国。在洋务派垄断把持之下，科学得不到发展，科学家也没有前途。西方各国教会在中国推行传教和文化事业，设立学堂，开办印书局，出版报纸。几十年中它们所译科学、技术书籍种数甚多，但一般都是比较粗浅的东西。
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作比较系统介绍，还是从19世纪末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早在60年代，冯桂芬提出“采西学”的建议 ，大意谓西方“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所谓“西学”的内容只限于数、理、化学和地理的知识。他把“西学”包括在“洋务”之中，着重指出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七八十年代的改良派对西学的看法，和冯桂芬的见解基本相同。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虽然提出政治上应该变革的主张 ，但在学术思想上仍坚持“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只是他所谓“西学”的内容包括较广，格致舆地以外，兼及历史和“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 。王韬 完全同意郑观应论西学的见解，并著《普法战纪》等书。马建忠 精通欧洲文字，留学法国专攻法律数年。他主张应译的西学书籍中，比别人多加了法律一门，包括罗马法、国际法判例、各国商法等。郑、马二人都已提出改革科举制度，把西学列为独立的一科。
曾留学英国的严复开始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社会学说。这和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有关。严复痛心中日战争的失败，在1895年以数月之力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 ，此后他继续译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书籍多种，在乙未到戊戌几年中脱稿的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关于经济学、社会学的著作。他又翻译了穆勒《名学》，介绍西洋的逻辑学。他着重介绍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种生物进化论观点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这种社会进步观点。在当时中国要求民族生存和变法维新的具体条件下，这些学说的介绍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他又主张社会只可逐渐改良，“不能期之以骤”，这就是这些学说必然引导出来的结论。严复采用的译述方法，是半译半述，准确程度往往不够，但他所提出的对于译文的“信、达、雅”的标准，在今天还是值得提倡的。他在译述中创造了许多新名词，经过严复的系统介绍，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才有较多的了解。
严复以天津《国闻报》（1897年创刊）传播“西学”，并发表《辟韩》等文以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攻击韩愈在《原道》一文中的尊君思想，宣称“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这引起当时极大的震动。张之洞力诋为“洪水猛兽”，命屠仁守作《辨辟韩书》驳之，并警告严复“毋易由言”不要随便说话。
这时期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这可以康有为的大同学说和谭嗣同的《仁学》为代表。大同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历史进化观点。康有为以《礼运》解释公羊，把三世说解释为“乱世”、“小康”和“大同之世”，这就推翻了传统的历史循环说。他把三代和汉、唐、宋、明一律看作小康之世，把汉学、宋学所崇奉的不论荀卿、刘歆、朱熹的学说一概列于“小康之道”，单独目孔子为大同学说的创造者，利用孔子名义来推行他的学说，替他作“离经悖道”的挡箭牌。大同学说这样极有创造性的见解，在发展中显然也受到资产阶级社会进步说的影响，他还尖锐地批判“弱肉强食”的理论，说“若循天演之义……其卒也仅余强者之一人，则卒为大鸟兽所食而已” 。
谭嗣同在《仁学》中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一种见解，认为“以太”构成客观物质世界。他又用儒家所讲的“仁”来解释“以太”的作用，认为“以太”是体，“仁”是“用”。这是因为自然科学既假定“以太”充满宇宙，儒家传统说法又认为“仁”“充塞乎天地之间”，所以他很自然地把“以太”和“仁”联系起来，又区别二者体用的不同。这样大胆的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假设也不是出于偶然，因为这和他所推崇的王夫之的“舍其器则无其道”的主张是一致的。既然“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其用”，那么借“以太”作为“仁”（就是“道”，“理”）的本体也是一种很自然的、合理的假设。这种哲学观点和顽固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主张是针锋相对的。《仁学》中说，“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缛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这就是《仁学》的基本思想。
资产阶级维新派注意研究和介绍外国历史。康有为编写《波兰分灭记》，促使国人警惕敌人的瓜分阴谋。他以《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两书，宣传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大帝改革的历史经验，作为中国光绪皇帝戊戌维新的榜样。黄遵宪 于1887年编成《日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