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志》，目的也是在于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借鉴。
“新学”传播刚刚开始，《大同书》和《仁学》这两部杰出的著作都还没有公开刊布，“旧学”的维护者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已经急急发表《劝学篇》（1898年春），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封建文人叶德辉编印《翼教丛编》，极力攻击康有为、梁启超等“离经悖道”的见解。但维新派也并不是主张舍“中学”而就“西学”的。在学术思想上他们也同样的是以封建学问为主。戊戌变法《定国是诏》中明言“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和《劝学篇》的主旨没有原则上的不同。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更是明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维新派所谓“新学”对封建主义文化妥协性质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守旧派连这些改良的主张也不肯接受。
在19世纪末新学的传播中，文体也初步突破了一些旧的拘束。特别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明快晓畅，通俗易懂，笔锋常带感情，最受年轻人的欢迎。此外，从实用语言的角度作出的贡献，有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年出版）。这部书参照西文文法分析了周秦以后、唐韩愈以前若干作家的一些词语，成为一部系统的汉文文法。至晚从1898年开始，白话文报纸已经出现于无锡等地。90年代有的人以普及儿童教育为目的拟出了汉语拼音的各种方案。
在文学方面产生了当时所谓的“诗界革命”。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都以西学的新名词入诗。黄遵宪在诗歌创作方面成绩最大。他早年就在《杂感》诗中提出反对因袭古人。在历次反侵略战争特别是中日战争中，他以强烈的热情、通俗的语句和新颖的形式写出爱国主义的诗篇。其中传诵最广的是反对割台的《台湾行》，如“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银无万数”等句歌颂中国人民的辛勤缔造，如“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这样雄壮的诗句表达中国人民誓不放弃台湾的斗志和决心。他的诗篇在形式和风格上都有新的创造，有不少诗和民歌很接近。
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翻译工作也已开始。林纾 译法国小仲马名著《茶花女》，于1899年在福州刊印。
20世纪最初的十年，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文学作品大量输入中国。这些作品大部分是由留日学生从日文译本转译过来的。社会学说的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和政治法律的理论。其中关于法国政治学说的有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 ，关于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如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天赋人权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逐渐被灌输到群众的思想中来，在当时成为反对封建专制政体的重要理论根据。这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热心从西方介绍形形色色的学说，形成了薰莸并茂、五色杂陈的局面。其中有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也有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学说。至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有片段译介，还没有在中国知识界中引起反响。外国历史的译著也已脱离了前几年鼓吹效法俄、日变法的风气而着重介绍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史和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
文学方面，英国诗人拜伦鼓舞希腊独立的《哀希腊》诗，由苏曼殊译为中国旧体诗，传诵甚广。波兰爱国诗人米契维茨、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和被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杀害的菲律宾文人厘沙路的诗篇也都被选择过来。译述工作在国内最有影响的是林纾大量翻译的西方小说。其中如《黑奴吁天录》，是他在1905年由于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而引起的全国反美运动高潮中译出的。这部小说经留日学生的戏剧团体“春柳社”改编为话剧剧本，于1907年在东京上演，借以反对民族压迫，激励自立图强。林纾等人所译介的有英国莎士比亚、狄更斯，法国巴尔扎克、雨果和俄国普希金、托尔斯泰的作品。
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开始被应用在学术的研究上。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主张以进化论的观点编写历史，提出“史学革命”的口号。他提倡“新史学”，要求打破旧史书以帝王将相的纪、传为主的体例和“正统”观点。他也反对单纯排比史实的写作方法，要求解释历史，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找出“公理公例”。曾和严复同编《国闻报》的夏曾佑，在1904年出版了以这种观点写的中国历史著作，作为中学教科书 。他揭著宗旨，要求说明“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
章炳麟在同时期也已提出类似的见解。到了辛亥革命前几年，他写成很多学术性的文章，这些后来都编入《国故论衡》，成为一部自成系统的著作。这部书在学术上企图总结清代学术成绩和方法，给予一定的批判，并提出自己的体系。在这部书中章炳麟首先讨论“小学”即语言文字之学，指出“小学”是“国故之本”，无论研究经、史、文章都要从“小学”下手，同时着重提出音韵学以补救清代学者偏重字形的缺陷 。其次，他提出对文学的看法。在内容上他确定“文者包络一切箸于竹帛者而为言” ，反对“以感人为文辞，不感者为学说”的狭义解释。他的基本文学思想在于反对浮华、崇尚“名实”。他所谓“名”实际上就是逻辑性和思想性，也就是“名家者流”的“名”。所以他说“文学”就是“文之法式”，并作阐明如下：“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谓之知文。”他主张学习先秦诸子，并推重魏晋“持论之文”，他说与其“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 。他指摘唐宋之文，说“自唐以降……观其流势洋洋 ，即实不过数语。又其持论不本名家，外方陷敌，内则亦以自偾”。又说“晚唐变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邵也” 。这些议论都是对当时文字空疏的弊病而痛下针砭。对于名学的特别推重，这和他自己研究印度因明之学所受影响也有关系。最后他在《原学》、《原儒》、《原道》、《原名》等九篇文章中讨论“诸子学”，主张“诸子皆出于王官”，“九流皆言道”，“道”就是“哲学”。他着重把佛教哲学中“成唯识论”一派的观点和名家学说糅合起来，企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尝试。在政治上，这部书痛驳了康有为假借孔子改制、附会公羊三世借以宣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的主张。但在学术观点上章炳麟表现了他自己主要还是一个古文经学家。
文学在这时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谴责小说开始盛行，最著名的有李宝嘉 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 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曾朴 的《孽海花》。这些作品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外国侵略者的罪恶。辛亥革命前几年中，革命知识分子还创造通俗诗歌、鼓词宣传革命的思想内容。1909年底一些同盟会会员成立“南社”，出版杂志，以旧式诗词鼓吹革命。
辛亥革命前几年中，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进展没有能够震撼封建旧文化的根基。革命失败之后，文化思想领域里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封建买办统治势力企图在“保存国粹”的名义下，加强旧思想势力对人们的控制。袁世凯政府公开命令尊孔、读经。1913年10月的《宪法草案》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1914年北京政府制订的《教育纲要》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尊孔尚孟”。于是无论大、中、小学教育都在提倡复古，君主虽然已被打倒，“至圣先师”的牌位却仍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尊严。帝国主义分子也时常发出中国必须尊孔复古的谬论。原来的君主立宪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也攻击革命派“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宣称救国必须提倡孔教。各地士绅纷纷组织“孔教会”或“尊孔会”，并发行报刊。其中有康有为主办的《不忍杂志》（1913年2月创刊）。资产阶级“新学”当时被压挤得透不过气来，没有还手的力量。一般知识分子感到惶惑没有出路。
袁世凯反动势力加紧压迫舆论，控制新闻业。民国建立的时候，全国报纸共达五百家左右，仅北京一地就有约一百家。二次革命后，反袁、反帝制的报刊饱受摧残，报纸数目大大减少，内容也充满着反动落后的东西。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日本创办《甲寅》等杂志，其中有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发表文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揭露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并且批判知识界中的悲观厌世消极思想 ，起了有益的影响。
文化思想战线上空前剧烈的战斗是以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杂志的创办者是陈独秀 ，在当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主张中国必须大力提倡“人权”和“科学”。抨击反动派提倡的国粹。杂志从第二年起改名为《新青年》，并于1916年底将编辑部移至北京。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李大钊 、鲁迅 ，积极提倡新文化的著名学者胡适、钱玄同等先后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和撰述。这个刊物联系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逐渐展开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李大钊前此留学日本，秘密进行反袁活动，于1916年初回国办报，并从事著述。鲁迅于辛亥革命前在日本研究文学，回国后从事教育，坚决反袁。当时他们和陈独秀以及其他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了向封建思想文化猛烈冲击的队伍，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法国为榜样。这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对专制，指出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号召人们积极参与政治，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善良政府、贤人政治”上面 。同时，他们主张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反对迷信落后，宣传无神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
新文化运动的斗争锋芒集中于反动派极力保持的孔子的威权和封建旧礼教。1916年8月国会复会后讨论孔教应否列入宪法的问题，这引起舆论界的激烈论战。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等文中指出了儒家学说的封建性质及其与共和制度的根本对立。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等文中更指出：孔子被历代“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成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有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开始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
向封建礼教进行最激烈挑战的是鲁迅和另一激进民主主义者吴虞。吴虞指出：儒家的孝悌二字是“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 。鲁迅在1918年4月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中更愤怒地揭露在封建礼教的“仁义道德”背后实在是“吃人”二字。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提出了文学改革的主张。早在1915年，李大钊已提出文人的任务是“以先觉之明，觉醒斯世” ，但在当时文学界中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只是到思想革命的影响逐渐扩大以后，新文学运动才随之兴起。当时参加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提倡白话文和一些文学形式上的改革，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 等。陈独秀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则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号召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 ，鲜明地提出了以资产阶级新文学代替封建主义旧文学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文学革命中的主将是鲁迅，他从1918年5月起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和多篇杂文，对反动势力进行了尖锐辛辣的抨击，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脱离群众，得不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的根本弱点。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成为批判的现实主义新文学的典范。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文化的一次空前激烈的斗争。领导这个运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本身受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支配和限制，这给运动带来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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