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作物中，还分出不同的品种。《诗·生民》说：“诞降嘉种，维柜维秠，维糜维芑”，柜、秠是黍的两种嘉种，糜、芑是粟的两种嘉种。《诗·周颂·思文》说：“贻我来牟”，来是小麦，牟是大麦。《诗·周颂·丰年》说：“丰年多黍多徐”，稌是稻的一种。桑、麻的种植很普遍。桑、麻在《诗经》中常见，麻往往与禾、麦并提。《诗经》有关于“蓺麻”、“沤麻”、“绩麻”的话。桑是养蚕的饲料，蚕丝和麻的纤维都是周人做衣服的主要材料。
狩猎在农民经济生活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农民要用狩猎补充自己的生活资料，还有向贵族提供猎获物的义务。《诗·魏风·伐檀》说贵族是“不狩不猎”，而他们却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
周代的手工业，有官府手工业和属于农民家庭副业的民间手工业，但都是为了自给自足而生产，只有少数的手工业品用于交换。
官府手工业的工匠，铜器铭文中称之为“百工”。《国语·晋语》说：“工商食官”，这表明工是隶属于官府的，他们是向王室或贵族领取生活资料的专业工匠。
西周的官府手工业，以冶铸青铜器为主，王室或被封诸侯都有自己的青铜冶铸作坊。随着大封诸侯，青铜冶铸技巧也传播到全国许多地方。现在所知，北面到辽宁、河北，东面到山东、江苏、安徽，南面到河南南部以及湖北，都曾经发现过西周的青铜器。铸造方法大抵继承了商人的技巧，不过类别和数量要比商代为多，铭文也比商代的长，这都显示出青铜器制造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陶器制作方面出现了板瓦和筒瓦。虽然当时瓦只限于使用在天子、贵族的宫室上面，但它的出现，在建筑史上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西周时带釉硬陶比商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西安、洛阳、江苏、安徽的周墓中都发现有带青釉的陶器。
商贾也和百工一样，多半是隶属于官府和贵族的。交换媒介是用贝或一定重量的铜块，铜器铭文中有“王锡（赐）金百寻”或“取遗五寻”的记载，寻就是指铜块的重量单位。铜器铭文中有关于用玉器等物和贝交换的事实，则贝在当时也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西周由于土地层层分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土地所有的等级结构，就使得这个政权既具有地方分散性又具有等级从属关系。
周王是最高首领，是诸侯的共主，他自称是天的元子，所以称为天子。实质上，以周王为首的西周政府，对它所封建的侯国，保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但它直接统治的地区，则只限于王畿以内，即以镐京和成周为中心的一些地区。
西周时期的王室和侯国的政治机构，已难详考。根据《诗》、《书》和铜器铭文所载，可以看出当时王室最重要的官职是卿士，卿士是天子的辅佐。《尚书·顾命》把卿士列于邦君之前，《诗·小雅·十月之交》列卿士于众官之首。铜器铭文中也把卿士寮放在诸侯之前。
太师、尹氏也很重要。《诗·小雅·节南山》说：“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这里所说的师就是太师，尹就是尹氏。在这首诗中又说：“尹氏太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诗·大雅·常武》说：“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又说：“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这说明了太师、尹氏都是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的一些重臣。
常见于古书和铜器铭文中的“三有事”或“三事”，是指司徒、司马、司空而言。据古书记载，司徒一般是管土地、赋役，司马是管军政，司空是管筑城、开沟、修路等工程。除“三有事”外，还有掌管刑狱的司寇。
见于古书的西周官名，尚有太保、太史、太宗、冢宰、趣马、膳夫等，统兵作战的官有“师氏、亚、旅”等。这些众多官职的出现，说明了当时政治机构的庞大。
王室的官吏都是由大小贵族充任的。由于他们世代占有土地，所以也世代垄断官职。当时不但有“世官”，还有“世职”，铜器铭文中记载王命令大臣继任其父祖旧职的例子很多。
周天子把畿外之地分封诸侯，诸侯中绝大多数是姬姓贵族。天子和诸侯除了君臣关系外，还保持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关系，这种宗法关系，对于维系西周贵族的统治是一种重要的力量。《诗·大雅·板》说：“大邦维屏，大宗维翰。”又说：“宗子维城。”这里所说的“大宗”、“宗子”就是指同姓诸侯的长子，周天子依靠他们作为屏翰来保卫自己的统治。
按照周制，大国诸侯有时还可兼任王室的官吏，如周初卫康叔为周司寇，周末郑桓公为周司徒。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设置和王室类似的官吏，还拥有军队，他们各自成为一方之主。西周时，诸侯尚未强大，他们还能听从天子的号令，向天子纳贡。《左传》昭公十三年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除纳贡外，还要朝觐述职，出兵从征。天子还有权干涉诸侯的内政，有些侯国的官吏要由天子任命。天子还可以惩治和撤换诸侯，周夷王曾烹齐哀公而立其弟静 。周宣王曾派兵伐鲁，杀伯御而立其弟孝公 。
西周时畿外的封君一般都称为侯，如鲁、卫之君称鲁侯、卫侯。畿内的封君多称伯，如芮伯、郑伯。侯、伯当是爵位的名称。西周时称公比较普遍，王朝大臣都称公，如周公、虢公，公在当时也可能是一种爵位。另外侯、伯之臣民称侯伯为公，则公又成为君主的同义语。
属于周王室的军队有周六师和虎贲。周六师是由周人组成的，驻在周京所在的西土地区，所以铜器铭文中称它为西六师。六师是周的主力军，昭王、穆王曾率六师出外远征。殷八师是殷遗民编成的，将帅则由周人充任。周人对南方各族多次的征战，往往是六师、八师并用。虎贲是周王的禁卫军，武王伐纣，即以虎贲为先锋。
《尚书·康诰》说：“文王作罚。”《牧 》铭亦载：“不用先王作刑，亦多虐庶民。”周人很早就依靠刑罚来加强他们的统治。
《左传》文公十八年说西周时有刑书九篇，刑书中规定：“窃贿为盗，盗器为奸。”触犯了这种规定的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说明了当时的法律已经把保护私有财产和标志封建等级制的名器当作首要的任务。
《尚书·吕刑》说周代有墨、劓、剕、宫、大辟五刑，而且五刑之属多至3000，当时刑罚既苛且滥的状况是可以想见的。铜器铭文中有关于官吏对其下级施用鞭刑和墨（黥面）刑的事。西周时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即使贵族、官吏犯法，他们也完全可以按“金作赎刑”的规定而交纳金货以免罪。用铜几百爰赎罪的事，在铜器铭文中是有例可寻的。
当周人覆灭了商王朝，继续向黄河下游进军的时候，很快就遇到了强大的东夷、淮夷等东方部落的抵抗。东夷和淮夷是分布在今山东和淮河流域这一广大地区之内的最早的居民。他们聚族而居，从事农业生活。在商王朝统治时期，他们之中有一些部落已经在商文化的影响之下，走到了历史上文明时代的边缘，但更多的部落，可能还停留在氏族制的阶段。在殷周之际的历史变革中，东夷和淮夷受到了震动。西周初年，薄姑（今山东临淄）和奄（今山东曲阜）曾经参加以武庚为首的商代残余势力的叛乱，曾顽强地抵抗了周公的东征。经历了三年的持续战争，周人才把他们镇压下去。
胜利的周统治者在今山东境内建立了齐、鲁等封国，要这些诸侯把东夷和淮夷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和政治支配之下，但东夷和淮夷的反抗并未停止。《尚书·费誓》载鲁伯禽和淮夷、徐戎有过激烈的战争，鲁国受到的威胁很大，以致不敢打开国都的东门。
据铜器铭文记载，自周初以至厉王、宣王之世，周王朝和东夷、淮夷诸部落间，不断地发生战争。淮夷中最强大的是徐方。周穆王时，徐偃王曾起兵攻周，一直打到黄河边上。铜器铭文中也有穆王时周与淮夷作战的记载。厉王时周人和南方又有许多战争。《后汉书·东夷传》说：“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虢仲 》铭亦载：“王南征，伐南淮夷。”
淮夷的铜可能是周人掠夺的重要对象之一，铜器铭文中“孚金”的记载不少。也掠夺人口和牲畜。《师 》铭载发生于周宣王时的一次战争中，周人“ 孚士女、羊牛，孚吉金”。
铜器铭文中称被征服的淮夷为“帛晦人”或“帛晦臣”，意思就是贡纳之臣。《兮甲盘》铭说：“淮夷旧我帛晦人，毋敢不出帛，其积，其进人，其贮”，又说“敢不用命，则即刑 伐”，就是要淮夷向周王朝交纳布帛和其他财物，还要提供劳动力，否则就要受到讨伐。把淮夷置于周的统治和奴役之下，这是周人不惜付出很大力量不断征伐南淮夷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周时楚人分布在汉水流域到长江中游的两岸。楚的历史很悠久，早在商代就和商人有过接触。今河南南阳、信阳都发掘出西周时期的遗迹，说明周人在很早时已经占领了河南南部。在湖北圻春发现西周早期的木建筑和其他一些遗物，则周人有些据点已深入到长江边上。
西周时周和楚发生不断的冲突，在西周早期的铜器铭文中，一再提到周人“伐楚荆”、“伐反荆”的事。古书中记昭王率师远征楚人的记载颇多，说昭王打了败仗，“丧六师于汉”，昭王最后死在汉水之中 。表明楚人是难以制服的。
宣王时，宣王封其舅申伯于谢（今河南南阳），谢是周通向楚的门户，宣王封申伯一事，可能是为了加强对南面的攻守。与此同时，周人的军队又出现在江汉地区。《诗·大雅·江汉》说：“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又说：“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经过频繁的战争，江汉流域在宣王时曾被划入周的势力范围之内。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逃奔荆蛮建立吴国的传说，这个传说反映出早在殷末，周人已经到达了长江下游，统治着那里“断发文身”的土著居民。
在今江苏发现过不少西周的铜器和遗址。《宜侯矢 》说康王时周封虞侯矢于宜。可见西周初期，在今江苏境内也有过周人的据点，尽管在后来较长时期内，扎根在那里的一些来自中原的周人和周已没什么联系，但他们对开发长江下游一带还是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分布在周的北面和西北方面的是一些游牧部落，其中最强大的是鬼方和严允。早在商代，他们就紧紧地跟在周人的后面，企图进入渭水流域。西周时，他们还是不顾周人的抵抗，向东南推进。《小盂鼎》铭载，康王二十五年，鬼方和周人发生过一次规模很大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周人大败鬼方，俘获鬼方一万三千多人，酋长三人，还俘获车、马和很多的牛羊。
《国语·周语》说，穆王时，“犬戎氏以其职来王”。穆王并强徙一部分犬戎于太原（今甘肃平凉、镇原一带），这里所说的犬戎，或许就是严允。
穆王以后，严允日益强盛，经常向南袭击，成为周的严重威胁。《后汉书·西羌传》说：“夷王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虢季子白盘》铭也提到这次战争，说虢季子白“经维四方，薄伐严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双方激战于洛水（今陕西洛河）北岸，这一带离周的统治中心不远。由于严允经常对周侵袭，使周人的兵役负担加重。《诗·小雅·采薇》：“靡室靡家，严允之故，不遑启居，严允之故。”这就是当时行役者发出的感叹。
宣王时，严允已逼近周都。《诗·小雅·六月》说：“严允匪茹。整居焦穫，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六月》诗中又说到当时周宣王派尹吉甫迎击严允。《兮甲盘》铭也说到这次战争，铭文中说“伐严允于 ，兮甲从王，折首执讯”。宣王并没有打退严允和其他西北游牧部落的进攻。《竹书纪年》载宣王命秦仲伐西戎，秦仲败死。到幽王时，申侯、缯侯联合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下。戎狄势力的强盛，逼迫周统治者在渭水流域无法继续立足下去。故幽王死后，子平王只得迁都于洛邑。
肃慎是居住在今东北境内的少数民族。《国语·鲁语》说武王克商之后，“肃慎氏贡楛矢、石磬”。《书序》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息慎即肃慎，早在西周初年，周人和肃慎之间的往来关系已被载入于史册。
《左传》昭公九年传，记周大夫詹桓伯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歧、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确实，周灭商以后，周的疆域和其势力范围比商王朝更大，现在证之考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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