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当天晚上，我就用自行车驮着一个简单铺盖，到派出所去了。
那天正好轮到苏五一在门口的值班室值班，我去跟他一块儿。
派出所是很简陋的，据我所知，这是当时北京最艰苦的派出所之一。其实，波及北京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都已经过去7年了，北京的地震棚也基本消灭了，这个派出所却可以说是当年遍布京城的地震棚中硕果仅存的一个。
据说老派出所在地震时成了危房，只好到这块空地上盖了一圈“干打垒”来办公。现在，它的四围，已经盖起一圈崭新的家属楼了，而派出所，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皮，更没有充足的资金。
“干打垒”围起了一个不小的院子，坐北朝南的一溜，主要是办公室、会议室，东边的两间，是伙房，东南角的一大间，因为是在院子一进门的地方，所以成为了接待来访、受理报案、办理户籍的值班室，剩下的南房和西房，就都是民警们的宿舍了。
院子里立了几根水泥柱，拉着两行铁丝，上面老是挂满了民警们的衣物。西北角有一个砖砌的盥洗池，从早到晚，不断地有民警在那边儿上刷牙洗脸，可见他们谁也说不好什么时候能睡觉，什么时候才起床。平常的日子，他们分成两班，每天都要有一班人在所里待命，以应付各种任务。可“严打”这些日子，已经没有待命这么一说了，警车没白没夜地出动，甚至连警车都不够使的了，从附近的单位又借来了一辆吉普车、一辆面包车。公安分局的预审处也不够用的了，包下了一家很大的旅馆，各派出所逮来的罪犯，够条件的就“报捕”，分局长一批，警车就呜呜地往那儿送。别说民警们一个个熬成个什么样儿了，就连围在“干打垒”四周楼房里的住户，也都给熬得五脊六兽的。
我到了派出所的门外，从自行车后架上卸下驮来的铺盖的时候，警车正好也停在了门口，从车里下来了一个姑娘，她的后面，跟着一个女民警。
那姑娘相貌平平，看那肤色有些像农村人。穿着一条深灰色的的确良褲子，上身是一件紫红色的的确良长衬衫，手里提着一个尼龙网兜，里面装着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毛巾、漱口杯、卫生纸之类。又逮来一个？卖婬还是偷盗？我愣愣地打量她。她往派出所的门里走的时候，歪过脑袋瞥了我一眼，我至今认为就是因为这一眼，才给我带来了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和苏五一一道在值班室里待一会儿我就明白，我的铺盖带得实在是多余。值班室的一个角落里倒是立着两张钢丝折叠床，可什么时候能睡下且不必说了，什么时候这值班室里能消停一会儿，让我们有空闲打开这床，铺开那铺盖，都大成问题。
值班室简直是一个不断上演、交叉上演一幕幕小品的小舞台。
九点一刻的时候，送来了一个醉鬼，蹬三轮儿的“板儿爷”说，他说他到永定门，可永定门哪儿呀？到了永定门，这位呼呼睡个不醒，不管你怎么问，也问不出个屁来了。永定门大了去了，我横不能把他扔在永定门大街上吧？明儿您再在大街上见着个尸首，给我安个谋财害命的罪。得嘞，我不要车钱啦，把他给您搁派出所来吧！……板儿爷还没出门，又进来两位，河南驻马店来的，住在了什么什么旅馆，上街遛达，天一黑，找不回去了，只好找到派出所来了。那醉鬼倒不碍事，倒在一米高的柜台底下打上呼噜了，苏五一说，先甭理丫挺的，丫挺的且睡呢，今儿晚上不用咱把被子匀给他就不错。他坐到桌面上，详细询问那俩“驻马店”，还没问出个所以然，拉拉扯扯进来了五个人，一下子把值班室的门口挡了个密不透风，后面还跟着一群看热闹的，黑咕隆冬的不知有多少位。
“民警同志，你给评评这个理，我的孩子，我让她回家，他凭什么拦着，凭什么？”那个50岁上下的女人说。
“我不拦，我不想拦，可我得找派出所说明白，不然你把孩子领走了，出了什么事，我担待不起！”另一方是个60开外的老爷子。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怕我媽打我，她肯定打我！”女孩儿倒没有哭，可她铁青着脸，躲闪着她的母親，往老爷子身后藏。
“瞧见啦瞧见啦，是我拦她吗？您说，这么着出门，他们娘儿俩不得打起来？”
“那你别管，我家的孩子，我们做家长的，有找她回家的权利。”女人身后，一直没说话的一个男人开了腔，“你们家私自扣我们的孩子，这……这是违法的……”
“可孩子现在在我们家，我们家秋子又没在家，你们非拉她走，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交待？”一个30多岁的男人帮那老者，看那模样，是他的儿子。
“你别搭茬儿，我们孩子她舅还没说完呢，你们听听我们孩儿她舅的，她舅是科长……”原来说“权利”、“违法”之类的那位，是“孩子她舅”，原来又是个科长，怪不得比起那几位来，有那么点儿“端”。衣着也透着不同，不到50岁，肚子有那么点儿鼓，绷着一身的确良做的短袖猎装，还真有点儿“派”。
没想到，那女人对“孩儿她舅”职位的宣布，好像没有多少威慑力，那老者和他的儿子还是喋喋不休地声明，自己家绝无扣人之意，但必须到派出所来，当着民警的面交人，而且，还得要求她当面下保证，保证女孩的安全。
“老说这个，老说这个，我让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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