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到审问，他该说些什么呢？他会披人掐住脖子，人家会要求他拿出他同雇主签订的对米纳耶夫进行盯梢的合同。不，这是纯粹的欺诈行为。算不了什么好主意。”
“等等，你干吗一下子全部推翻我的天才想法。万一他有合同呢？”
“怎么？你来签这个合同？”科罗特科夫滑稽地模仿着对方。
“你什么都觉得可笑，”谢卢亚诺夫委曲地嘟哝着，喝了一口热茶，“你太可笑了……”
娜斯佳非常喜欢做表格，她对随随便便和以模糊不清的形式表达的情报很不容易记住。常常是看了后面的，就忘记了前面的。不得不再翻回来，重新看文章的开头，或把文件翻来翻去，寻找所需要的句子和段落。而用表格和方框表述的情报就很直观、鲜明，很容易进行分析。早上同扎托奇内一起跑步后，娜斯佳一整天都在研究虐杀狂的犯罪案件。她把大量零零散散的情况都汇总到表格里，这里有谋杀案的发生地点、时间，还有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脚印等等。
傍晚时分，所有的表格全部制成了。娜斯佳把这些表格摆放在屋子中间的地板上，而自己则盘腿坐在当中，开始对这些材料进行思考。
在谋杀案发生的时间上，没有任何次序。四次谋杀案是在一昼夜中的不同时间里发生的。在地点上，是在不同的地点。在谋杀的方法上，天哪，可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四个被害人都是被勒死的，并且，不是用手掐的，而是用绳套勒的。还有什么一致的地方吗？
受害者个人的情况？所有的被害人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只有一点，这些受害人的痕迹都曾在一些尚未侦破的重大案件的案发现场被发现过。不过，对这一事实不用进行分析，因为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虐杀狂杀人现场，没有一处现场遭到破坏。换句通俗的话说，在四处杀人现场，没有一处发现有搏斗的痕迹。这很可能是被害人不是在后来尸体被发现的地方遇害的，而是在别的地方遇害。另一种可能是，被害人跟虐杀狂很熟悉，没想到他会起歹意，于是，没留心地背对着虐杀狂。
娜斯佳拿起一张表格，表格上记录着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依据的是法医的鉴定）和尸体被发现的时间。随后，她又拿起另一张表格，上面记录着被害者尸体的发现地点。在死者的死亡时间与死者尸体被发现的时间上存在一段间隔，尸体会不会是在这段时间里被挪到后来被人发现的地方呢？
在第一起谋杀案中，尸体是在被害人死后二十分钟被发现的。而现场当时有不下一百人。在二十分钟的时间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运送尸体可能吗？这可以排除。
在第二起谋杀案中，死者是在上午10点遇害的，而他的尸体是在下午3点半在地下室里被发现的。大白天运送被害人尸体？这令人怀疑。
在第三起谋杀案中，受害人是个议员，他和他全家人的尸体是在住宅里被发现的。此人是个年轻议员，生活杂乱无章，他的遇害没有马上被发现。当他的住宅被撬开时，他已经死亡四天了，因此，很难把他的死亡时间以小时来确定。不过，假如这个人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被杀，尸体是后来被运到住宅里的，那无论如何，做这件事是不可能无声无息一点响动也没有的。再说，也不可能在青天白日下做这事。很可能是在夜间干的。而在夜间，每一点响动都会被人听得一清二楚……应当打电话请他们明确一下，他们是否向附近居民询问过这件事。
第四起谋杀案，也就是最后一起。在这起案子中，从许多情况分析，死者曾犯下了一系列残杀孤独老人的罪行。他的尸体是在清晨被人在儿童游乐场发现的。死亡时间大概在夜里两点钟。别的倒没什么，只是在尸体旁发现了若干个烟头，经鉴定确认，烟头上留下的恰恰是死者的唾液。换句话说，在他被杀之前，他曾自己坐在这个儿童游乐场里平静地抽了几根烟。虐杀狂未必就那么机警，以至于要把烟头拾起来，从真正的杀人现场把烟头带走，扔到这铺满沙子的儿童游乐场附近，当然了，世界上无奇不有，什么都是可能发生的……
娜斯佳在记事本上写道：应该问问，是否检查过死者放在长凳子上的衣服上有没有灰尘。如果这人真的在儿童游乐场坐了一段时间，那么，他的衣服上一定会留下灰尘。也许，他没坐在那里，而是站着，前前后后地走来走去。如果是这样，那他会在地上留下杂乱无章和重叠的脚印。
娜斯佳从夹子里取出事发现场侦查记录的复印件。没有，复印件里只字未提受害人留下大量鞋印的情况。鞋印的数量是正常的，从游乐场边到“小蘑菇”塑像这一段路上都留下了死者正常数量的脚印。而尸体就躺在“小蘑菇”的旁边。这里还有大量别人的脚印，谁知道哪些是凶手的呢！发现了多少个烟头呢？六个。抽一根烟要用五到六分钟的时间。抽这六根烟总共需要三十到四十分钟的时间。再加上抽两根烟之间的间歇，总共还要再加上半个小时。这样看来，受害人在儿童游乐场至少呆了一个小时。并且，是坐了这么久，衣服上应该有什么痕迹留下。
不管情况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尸体在哪里被找到，人就是在哪里被害的。这些受害人为什么那样老实地让他给勒死，而不做一丁点儿的反抗呢？
娜斯佳叹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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