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那个情况也没有认真处理。我把一名优秀的工作人员派到了你那里的工作组，它也为你做了大量工作，这都是为了什么？你想把整个事情在最后阶段葬送吗，因为你没有把真正精干的人派到各交通枢纽。我不管这是你的人不是休普洛夫的人。你应当親自检查一下，休普洛夫派出的是什么样的人。你糊涂了吧，只知道舒舒服服坐办公室，把侦探工作的圣训忘得一干二净了？”
娜斯佳明白她的上司说话的意思。一件事情，从一开始就由你筹划和主持，为了它你食不甘味，夜不能眠，这件事甚至成了与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甚至不允许未经事先考验的任何人去碰它。侦查工作是一种创作，是痛苦与欢乐结出的果实，它如同作家的一部书，又宛如画家的一幅画。难道能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作家在他没有写完一本书的最后三章的时候，能毫不吝惜地放弃这本书，而随便委托别人去写吗？说什么这个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如果确有这样的事情，由于客观原因，这位作家不能按计划親自写完一本书的收尾三章，那么他必定挑选一位最有才华的文学家，向其长时间地详细说明自己的构思，并指出应当写进最后几章的内容。把能做的事做完，该说的话说透，然后再不厌其烦地进行阅读和检查。在侦查工作中，比方说，一件由你饱受折磨和呕心沥血办理的事情，其中的一部分工作不得不委托另外一个人去办的话，那你就应当不惜精力和时间，把一切向他交待清楚，避免可能要犯的错误并防止把事情复杂化。你要认真考察这个人，以便摸清他是否会把你长期辛辛苦苦做出的成绩毁于一旦。当然，科诺瓦洛夫将军不可能向休普洛夫将军作指示，说出给这位同事提出任务的话，而这里说的不属于这种情况。休普洛夫本人是本部门的负责人。但是科诺瓦洛夫可以派出自己的人员前往各个火车站仔细观察，看休普洛夫的“勇士”们是怎样工作的，他们打瞌睡了吗，是否干出傻事情，一旦发现异常现象，应该马上报告，要求加强纪律，选派其他更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为了防止合作伙伴坏了你的行动计划，监督的办法有的是。而科诺瓦洛夫将军并没有进行监督。正是因为这一点，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现在才气得满脸通红，对着电话大喊大叫。
电话中激烈的争吵还在继续，而娜斯佳却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她在想，为什么维培利·克尼亚泽夫这么傻，而基里尔·巴扎诺夫那么没有头脑。她想得越多，对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一切事情就看得越清楚，事情竟然如此糟糕，简直不可思议……
帕维尔·绍利亚克知道，时间一分一秒都很宝贵。如果米纳耶夫已经算好了白色“日古利”小汽车在葯店旁接帕维尔的时间，那么就不能破坏这样的安排。差五分钟到12点时他已穿戴完毕，站在了前厅里。厨房里传来勉强听得见的音乐声——他没有关掉收音机，但音量已调到了最小一档，以便能听到准确的报时声。随着报时第六响的结束，他转动了门锁，打开了房门。
一出门他就发现出什么事了，但他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楼梯上不知为什么站满了素不相识的人，什么东西“呯啪”一声、“咔嚓”一声，什么东西在嗡嗡作响。帕维尔下意识地眯缝了一下眼又重新睁大。在楼梯的下方，三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抓住一个人，此人双手已被手铐铐上。在稍高一点的楼梯上还站着两个人，帕维尔看到，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带消音器的手枪。在楼梯的上方，还站着两个肩扛摄像机的人。一看这场面，帕维尔明白了刚才发出的响声是怎么回事：“呯啪”一声是带消音器的手枪的射击声，“咔嚓”一声是戴手铐发出的响声，而嗡嗡的声音则是由摄像机转动发出来的。而把这些情景联系起来看，还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这儿究竟出了什么事？
“绍利亚克·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是您吗？”一位站在比被抓获的人高一个台阶的侦查员对他说，“我们刚刚抓获了一个企图枪杀您的家伙。您想在这儿马上提供证词还是跟我们一同前去彼得罗夫卡出具证明材料？”
让我去彼得罗夫卡？出具证明材料？那么应当拉我去见米纳耶夫的那辆白色“日古利”小汽车怎么办呢？他看了一眼手表。如果现在就跑步前往，还可以在小汽车通过葯店旁之前赶到，可是现在谁会准许他从这里跑开呢……
马上又出现第二个问题：是不是有人在企图杀死他？是谁？看来是确有其事了。一个半月以前他自己说过，如果半个俄罗斯的人列队举枪向他射击，对此他也不会感到奇怪。他只对一件事感到奇怪，民警机关怎么知道有人要暗杀我呢？他们也算得上好汉，没有打瞌睡。不用说，所有这一切绝非巧合。他觉得去彼得罗夫卡不合适，但是到那里有希望见到娜斯佳。娜斯佳了解他，她知道想除掉帕维尔的人多得很。在萨马拉她親眼目睹过这样的事。有她的帮助，他就可以从这一事件中脱身。因为现在他们还指控不了他什么，但愿那些把这个雇佣派到他这里的人不会招供，但愿很久以前的事情别再翻腾出来。
“我怎么都可以。”他甚至没有刻意故作镇静地说，毕竟刚刚对他说过，有人想杀死他。此时一颗心还能平静得了吗！他说，“怎样做对事情有利，咱们就怎样做。而要杀我的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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