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以国子生的身份被授予平遥训导。洪武九年(1376)，星变，诏令希求直言，伯巨上书，大致是说：
“我观察当今之事，太过者有三：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
“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能强干弱枝，遏止动乱的根源而崇治本。当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坐地，大概是出于对宋、元孤立，宗室势弱的弊端的考虑。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一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近次于天子之都，拥有充足、强盛的甲兵卫士。我担心几代以后，尾大不掉，然后再削诸王的封地并收回权力，则引起众怨，更有甚者诸王可能会兵起伐主，到那时防范就晚了。或有不同意见的人会说，诸王都是天子的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又怎么会有抗衡之理呢？我认为不是这样。为何不看看汉、晋的历史呢？孝景帝是高帝的孙子，七国的封王都是景帝同祖父兄弟的子孙，然而一旦削他们的分地，则纠集军队向朝廷进攻。晋代的诸王，都是武帝的亲生子孙，易世之后，相互倾轧，于是造成了刘、石之患。由此可见，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就十分明确了。此臣所以为太过者。昔日贾谊劝说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假如文帝早采纳贾谊的建议，则必定无七国之祸。希望在诸王巩固统治之前，就限制其都邑的规模，减少其卫兵之数，限制他的疆界，此也可用以分封诸王之子孙。制度一制定，然后对诸王中有贤德、才华的召入任为辅相。其余的世代为藩屏，与朝廷共一体。割舍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除叛乱而安定国家，无不从此着手。
“我又观察历代开国之君，无一不以任德结民心，以任刑而失民心的。国运长短，都由此决定。古代的圣贤废除了死刑，天子撤乐减膳，确是因天生百姓，而设立官吏，本意是使百姓生存，不是想他们死。不幸有不听教化者犯罪，不得已而动用刑罚。持不同意见的人说，宋、元中叶，专事姑息，赏罚无章，以致灭亡。皇上吸取教训，所以制定了严厉的刑法，权衡神变之法，使人知道害怕而注意自己的行为。我又以为不然。开国之主垂范百世，一动一静，必使子孙有所持守。况且刑罚，关系着人民的生命，怎能不慎重呢？笞、杖、徒、流、死刑，是当今的五种刑罚。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大多是圣上的旨意。于是迫使掌管刑律的官吏务必趋附圣上的旨意，揣摸好的功劳就大，不合圣意的就得以犯罪，想寻求法律的公平，难道很容易吗？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又删定旧律诸则，减宥有差。然而没听说有戒敕治狱者务从平恕之条，这是法司因循了故例。虽闻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所谓实者，诚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所以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治于民心，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怎么明察其所以然呢？古代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当今做官的，以默默无闻为福，以犯错误没受追究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当初，朝廷取天下之士，四外张罗，务求遗漏，有司敦迫他们上道，就像捕捉重囚一般。到了京师，又多以貌任官，所学非所用，所用又非所学。担任官职后，一有差错，虽幸免杀戮，则必然在屯田工役之列。习以为常，不少顾惜，这难道是陛下乐意这么做的吗？诚然，这样的做的目的是希望人们惧怕而不敢犯。我观察这几年以来，诛杀可以说是不少的，而犯者却接踵而至。原因是激劝不明，善恶无区别，议贤议能之法已废除，人不自励，而为善者则厌倦了。有人如此，廉洁得如夷、齐，智慧又如良、平，很少受到法律追究，皇上能弃短取长使用他吗？或者是舍其所长、苛求所短而置之于法呢？如果取其长而舍其短，则中庸之材争自奋于廉智。倘若苛求其短而弃其长，则为善之人都会说某某如此廉洁，某某有如此高的智慧，以此来得到朝廷的宽恕，我辈又岂有安身之地呢！致使朝不谋夕，弃其廉耻，用苛捐杂税剥削人民，以预备屯田工役的资产，大都如此。这是非用刑之烦吗？汉朝曾把大族迁徙至山陵，但没有听说把他们作为罪人。当今的凤阳，本是皇陵所在，龙兴之地，但全部住的是罪人，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这完全不是恭承宗庙之意。
“强敌在前，则扬精鼓锐，攻之必克，擒之必获，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今敌人在山谷中流窜，用计策攻敌，或许还能消灭。但动用重兵，敌人就会惊散，进入不可寻踪之地。追捕数年，黔驴技穷，只好归咎于新附户籍的百姓，而把他们迁徙到远方，遥遥数千里，使他们不得安居，鸡犬不宁。况且新附之众，归顺时已移流他所，朝廷允许他们复业。于今已附籍了，而又要再次迁徙，这是法令失信于民。户口兴盛了，而后田地得以开垦，赋税得以增加。今责令守令每年增加户口，也正是为此目的。近者已纳税粮之家，虽承旨分释还家，但心却十分不安。已起户口，虽蒙怜恤，而犹见留开封祗候，讹言惊动，不知所出。何况太原诸郡，正是边境所在，民心如此，这绝对不是安边之计。我希望从今以后，朝廷应存大体，赦免小过，明诏天下，修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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