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字宾之,茶陵人,以军籍身分居住京城。他四岁能够写一尺见方的大字,明景帝召见了李东阳,并且当面测试,景帝非常高兴,将东阳抱着放在自己的膝上,赐给他水果和纸币。后来景帝又两次召东阳讲解《尚书》要义,很合景帝的心意,命他进入京学。天顺八年(1464),李东阳十八岁,考中进士,被推选为庶吉士,授予编修职位。逐渐升为侍讲学士,担任东宫讲官。
弘治四年(1491),《宪宗实录》编纂完毕,李东阳由左庶子兼侍讲学士,提升为太常少卿,仍旧兼任着以前的官职。五年,因发生旱灾朝廷广开言路。东阳一条条摘录《孟子》七篇的要义,附上对时政得失的看法,共计数千字,呈送皇帝,明孝宗很赞赏。内阁大臣徐溥等因为皇帝的文告命令繁多,请求仿照先朝王直旧例设官专门负责。于是提升东阳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进入内阁专门主管诏书命令。八年以现任职务进入文渊阁,参预机要事务,与谢迁同一天到位。过了一段时间,进升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弘治十七年(1504),阙里庙重新建成,东阳奉命前去祭祀。返回后上疏说:“臣奉使命急速上路,正遇上极为严重的旱灾。天津一带,夏麦已经枯死,秋稻还未下种,纤夫衣不遮体,扛锄的农人一副饥饿的面容,盗贼四处横行,其中青州尤为严重。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道路上挤满了流亡的人,地方户口减少,军队人员空虚,仓库里无十天的积储,做官的短缺好几年的俸禄。东南是国家财赋重地,一年的大荒已经到如此地步,北方人苟且懒惰,向来没有积蓄,如果今年秋天再歉收,民众如何承受得了?事情的变数,恐怕是难以预测的事。臣虽然长期在官署,天天接触奏章奏议,但如果不是经过这地方,仍然不可能了解这些情况,何况陛下深处皇宫之中呢?
“臣在路上察访,都说吃白饭的闲散人太多,国家的费用没有常规,差使劳役频繁,苛捐杂税重叠。京城大兴土木,使服劳役的军士财力竭尽,每逢遇到操练,宁死不去。世家豪族所占的田地面积跨越郡县,还不断向上伸手要求再赐。亲王前往封地,供应十万至二三十万两。游手好闲的人,以皇亲仆从为名往往在关口、渡口及都会城市大开市场、店铺,来收取商税。国家建都在北方,供应依赖东南,商人都害怕地跑了,这远不是什么小事情。再有织造内官放纵手下人骚扰,守闸官吏没有不惊骇而跑的,当地穷困小商小贩没有不骚动的。这又是臣所亲眼看见的事。
“民间的情况,郡县官府不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知道,朝廷的情况,深宫也不知道。起初为容忍遮盖,最后发展到蒙蔽。容忍的事端还小,蒙蔽的祸患就很深。臣在山东听说陛下由于灾害异常现象屡次出现,下命令要群臣不要忌讳把话都说出来,然而诏书频频下达,群臣在奏章奏议中都已把自己的见解陈述。但是事关内廷、贵戚的事,一动就受到牵制,经过好几年,拖了很长时间,最后都杳无音信。我的确担心今天所说的那些话又成为虚文。请求取出以前朝廷内外条奏,仔细地加以选择,当机立断予以实施。”孝宗表示赞许,全部条奏交给所主管官署。
这时,孝宗几次召内阁大臣当面议政。李东阳与首辅刘健等尽心献言,对于有关时政的过失必定尽言极谏。东阳擅长古文,阁中奏议大多是他写的。奏议发出,天下传阅吟诵。第二年孝宗去世,东阳与刘健、谢迁一同接受顾命,辅助太子。
武宗即位,又连续加封东阳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刘瑾进入司礼监,东阳与刘健、谢迁当天就要求辞去官位,皇帝御旨去掉刘健、谢迁的官职,而独个留住东阳。东阳感到耻辱,第二次呈上奏章恳请辞位,皇帝不允许。当初,刘健、谢迁坚持要诛杀刘瑾,言辞非常严厉,只有李东阳语调稍微缓和,因此被独留。刘健、谢迁临行时,东阳在路上设的饯行宴上流下眼泪,刘健严肃地说:“为什么流泪?假如那天你也力争诛杀刘瑾,那就与我们一起离去了。”东阳无话可说。
刘瑾得志之后,大力打击抑制朝官。而新调入阁的焦芳助长了刘瑾的残暴,老臣、忠直人士几乎被放逐干净。东阳愁闷不安很不得志,也小心谨慎地躲避祸患。焦芳嫉妒东阳位居自己之上,一天到晚在刘瑾面前说李东阳的坏话。此前,东阳奉命编纂《通鉴纂要》,完成之后,刘瑾命人挑出笔画小毛病,免除誊录官好几名,企图借此祸及东阳。东阳大为窘迫,请焦芳与张彩进行调解,才了结此事。
刘瑾凶恶残暴一天比一天厉害,对大臣无不进行诋毁,态度怠慢,但对东阳表面上还算尊敬。凡是刘瑾扰乱政事所搞的乱子,东阳左右调适,于政事也多有补救。尚宝卿崔..、副使姚祥、郎中张玮因为违反礼制乘轿,随从非法索取驿站马匹,给事中安奎、御史张..由于核实边饷不对刘瑾意愿,都被戴上沉重的刑具差一点死了。东阳全力营救,崔..等被罚守边,安奎、张..被释放、削职为民。正德三年(1508)六月二十六日,退朝后,有人将匿名奏章放置在御道上,信中一一列举刘瑾罪行,武宗下诏书要文武百官全部跪在奉天门外。不久,拘捕三百多名官员关进皇家监狱。第二天,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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