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一下：
问：什么叫"元年"呀？
答：就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
问："春"又是什么意思？
答：春天是一年的开始。
问："王"是在指谁呀？
答：是指周文王。
问：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呢？
答：这是说，这个正月是周王历法的正月。
问：为什么要说周王历法的正月呢？
答：这是为了要重视开始。
先来说说"元年"。从《公羊传》这段文本本身来看，发问"什么叫'元年'"，看来这个字面上的发问者不知道"元年"是什么意思，所以回答者告诉他说：元年就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但是，据《春秋公羊传注疏》里何休和徐彦的权威注释，这一问一答的涵义却不是这样。
该书说：只有天子的纪年才可以称之为元年，诸侯是不能称元年的，鲁隐公的爵位是侯爵，根本就配不上称元年，发问者正是看到了这个矛盾所以才这样提问的。从字面上说，"元"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第一"，在纪年上就把第一年叫做元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何休把"元"又赋予了一个神秘的"气"的意义，于是乎"元"就是天地宇宙的开始，所以，"元"之前什么都没有，而"春"字系于"元"字之后便很是合情合理了。
何休在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公羊传》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注意这个"君"字，这是有涵义的。对于鲁隐公，可以称他为侯，可以称他为公，也可以称他为君，这里的"君"指的就是鲁隐公。"君"这个称呼是无论天子和诸侯都可以通用的--"君"的儿子就是"君子"，这就是"君子"一词的本义--所以呢，《公羊传》这是用"君"这个有着宽泛涵义的称呼来赋予鲁隐公以天子之尊，而只有天子才可以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Ⅰ）
（Ⅰ）[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疏]"元年，春，王正月"。○解云：若《左氏》之义，不问天子诸侯，皆得称元年。若《公羊》之义，唯天子乃得称元年，诸侯不得称元年。此鲁隐公，诸侯也，而得称元年者，《春秋》托王於鲁，以隐公为受命之王，故得称元年矣。……[疏]"元年者何"。○解云：凡诸侯不得称元年，今隐公爵犹自称侯，而反称元年，故执不知问。……君之始年也。（以常录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鲁侯隐公也。年者，十二月之总号，《春秋》书十二月称年是也。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於王者，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
这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说天命从此便由周王室那里转到了鲁国，或说这种天命的转移只是孔子假托的，即"托王于鲁"，而《春秋经》贬斥周王室，尊崇鲁公室，是谓"黜周王鲁"，再往后发展下去，鲁国的孔子就继承天命，成了无冕之王（素王），他的这部《春秋经》就是王朝宪法--不过，这宪法既不是给鲁国准备的，更不是给周天子准备的，而是预先为汉朝准备的。汉朝尊崇孔子，这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没想到普普通通的"元年"两字，其背后的意义竟然如此深刻！且慢，还有更深刻的发挥呢，儒家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理念就体现在这两个字上。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说道：称一为元，是为重视开始。"元年"是很有内涵的，告诉我们治国之道一定要从第一步就走好，而这个治国的第一步就是正名。……《春秋》的原则，是"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Ⅰ）--说得够玄妙，从一个"元"字摆正万事万物的开始，从中央而地方，最后王政大行，天下大治。其实董仲舒如此深奥的道理大略可以用两句俗话来表达，一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二是"要正人，先正己，推己及人"（这是对皇帝说的）。
第二点尤其是儒家一贯的政治理念：经世济民，先从皇帝开始。我们看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意图都是要直接打通皇帝路线，先从皇帝哪儿"正"了，然后影响到封疆大吏，最后才波及到草民百姓。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只是被董仲舒他们表达得很复杂，这就像奇数、偶数的加减乘除，本来只是小学生的功课而已，但要拿阴爻、阳爻的对立转化一表达，马上就变成天人大道、宇宙大法了。但人心总愿意相信后者，所以一个人把四则运算搞得再熟，也只不过是个小学里的数学尖子，可要能把加减乘除哲学化，变成天人大道和宇宙大法来夸夸其谈，那就有机会出入皇宫内苑，成为万人景仰的大师了。
怎么高深怎么来，至于"元者，气也"这个颇为神秘主义的解释，经师们更是没少阐发。清人陈立《公羊义疏》引《汉书·律历志》："太极元气，函三为一"，这里不但把"元"和"气"捏合在了一起成为"元气"，还和太极搅在一处了，甚至还有一个好像是三位一体的神秘解释，真够复杂的！
其实，《汉书·律历志》的这段话原本倒没有很复杂，在"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之后，紧接着就说："极，中也。元，始也"，可陈立没引这段话，接下来却另外阐发说：所谓"函三为一"，三就是三才，一就是乾元，三才之道都被老天统摄，这就是"元"。（Ⅱ）
（Ⅰ）[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
（Ⅱ）[清]陈立《公羊义疏》：三者三才，一即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统于天，谓之元。以为道生天地者，老氏之说也。
三才已经很复杂了，再加上一个"大哉乾元"的"乾元"--事情只要往《周易》身上
一扯，想有个确切的解释往往就很难了。《汉书·律历志》就曾从历法角度解释"元年春王正月"，说历法的开始称之为"元"，但随后不但扯上《周易》的"体元以居正"，还伴有复杂的数学运算，实在让人头大。及至宋代，洪咨夔《春秋说》把"元年春王正月"和《周易·乾》的"元亨利贞"一一配对，说这都是"天德"，王者有了这种天德就可以天下称王，诸侯有了这种天德就可以一方称尊，《春秋经》之所以一开始就写这些，是"欲其自始至终与天同运也"。（Ⅰ）
大话说到洪咨夔这儿可能就说到头了，但话不一定越大越对，另外的解释也是有的，比如南宋的春秋学大宗师胡安国，虽然不搞高大全，却更能深入孔子义理，他的《春秋传》（世称《春秋胡氏传》）把"元"字解释得很儒家："元，即仁也。仁，人心也。"--读过《论语》的都知道"仁"是《论语》最核心的主张，义理自然不错，可问题是，"元"和"仁"的关联怎么才能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呢？
《春秋经》刚一开篇，连正文都没摸到呢，各个时代的各路专家们先在"为什么开始于鲁隐公"的问题上各执一词，又在纪年问题上各讲各话。对于初学者来说，这真好比刚一起步就踏进了一个庞大的迷宫，大迷宫还套着小迷宫。对这诸般解读，宋代学者黄仲炎《春秋通说》曾经择其大者作了一个归纳，说历来阐释元年问题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体元说"，二是"明僭说"。
所谓"体元说"，主张《春秋经》特意把"第一年"叫做"元年"，意在正本；所谓"明僭说"，认为古时候列国不该自己修史，也不该在封国之内自称元年，如果这么做了，就是僭越。这就是元年问题的两派主要意见。
那么，黄仲炎归纳了半天别人的说法，他自己算哪一派呢？
--哪派都不算，他认为这两派说的都不对："体元说"违反义理，会直接导向"黜周王鲁"的"错误结论"；"明僭说"违反史实，《尚书》的《虞夏书》和《商书》明明早在春秋之前就在历法上用到"元"这个字了，可见这不是《春秋经》的原创，而春秋诸侯各有各的史官，这也是史有明文的。
黄仲炎推翻两说，自己的意见是："元年"二字就是鲁史旧文，是鲁国的史料档案上原本就这么写的，孔子原样给抄了下来，仅此而已，后人非要从这里边解读出什么微言大义，实在是研究过头了。（Ⅱ）
（Ⅰ）[宋]洪咨夔《春秋说》卷一：元者乾之元，春者乾之亨，正者乾之利贞，皆天徳也。王者有是徳而后可以王天下，诸侯有是德而后可以君一国，而承事王者嗣立之始书之，欲其自始至终与天同运也。
（Ⅱ）[宋]黄仲炎《春秋通说》卷一：说元年者有二，曰体元也，曰明僭也。所谓体元者，曰《春秋》以一为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体元以施化也，使如其说则《春秋》黜周而王鲁矣，是不然。所谓明僭者，曰古者列国无私史，诸侯不得自称元年于其国，是亦岂然哉？《虞书》称月正元日，《商书》称太甲元年，则是一为元者从古以然，非《春秋》之新意也。古者诸侯得臣其国内之人，称于国曰君，其得纪年于国，无可疑者。《内则》所记生子者书于闾史。闾犹有书，况国乎？……以此观之，非可以僭言也。然则元年者，鲁史旧文尔，圣人述之以纪事，而后世必以意义求过矣。
事情可能还真像黄仲炎说的这样。黄仲炎的立论，约略可以代表治春秋学的专家当中朴实的一派，在宋代而言，黄仲炎和朱熹是站在一边的，胡安国站在对面一边。但谁是谁非还真很难说--胡安国虽然在学风上极尽深文周纳之能事，把春秋大义阐发得可能连孔子本人看了都会目瞪口呆，但他的经学紧扣时事、抨击弊政，更对北方被金人占领的失地始终在字里行间耿耿于怀。后来到了清朝，乾隆皇帝对诸家解经的意见超级大，搞了个《御纂春秋直解》，所谓"直解"，就是说"你们都是误读，我这本书才是正解"，序言里还专门点了胡安国的名，叮嘱大家不要相信胡安国的胡说。（Ⅰ）
胡安国大讲"尊王攘夷"，乾隆皇帝这是被"攘夷"给惹恼了，但胡安国的《春秋传》也确实臆断太多。我们甚至可以说，胡安国的学问带有陆游和辛弃疾那种气质，他的学术著作也确曾和陆游的诗、辛弃疾的文学作品一样，以复国的拳拳之心激励过无数士人，让大家忠君报国、抵御外侮。所以，对胡安国的学问也许不该仅以学理来衡量，他就算在所有细节上都是错的，信念却是对的。
--这话绝没有讽刺之意，其实清代的四库馆臣就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虽然也跟着皇帝起哄，但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也存在这样一种评语：宋儒吕大圭的《春秋或问》和《春秋五论》议论虽高但考据很差，尽管如此，看看吕大圭的生平，他在元兵打来的时候，别人投降他死节，可称皎然千古，深明春秋大义。再来看他的书，虽然考据上不大靠谱，但侃侃而论，大义凛然，确是很出色的卫道士，所以呢，还是不要只用学术标准来衡量他呀。（Ⅱ）
（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御纂春秋直解》：……大旨在发明尼山本义，而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赐名曰直解。冠以御制序文，揭胡安国传之傅会臆断，以明诰天下。
（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或问》：……大概长于持论而短于考实，然大圭于德祐初由兴化迁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寿庚举城降，大圭抗节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谓深知《春秋》之义。其书所谓分名义、正名实、著几微为圣人之特笔者，侃侃推论，大义凛然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