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足以维纲常而卫名教，又不能以章句之学锱铢绳之矣。
当然，四库馆臣那么说，虽然对吕大圭的学问显得刻薄了些（对吕先生的著作后文还会提到，四库馆臣很可能低估了他的学术水平），道理说得却也一点不错。现在看来，作为"误读"对立面的"正解"，至少存在着三个层次，即：事实正确、义理正确、政治正确。
所谓"诗无达诂，文无达诠"，"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只是针对文艺作品来说的，法官在面对证人们不同的证词时显然就不大适合使用这种毫无标准的标准，福尔摩斯应该也会摇头的。那么，就"事实正确"来说，真相只有一个。学者们抽丝剥茧，是为了达致这一真相，达致这一惟一的真相--不管道德风尚怎么变，不管政治形势怎么变，真相始终就是那一个，永远不变。以这种眼光来看待经典，也就是把经典从经学当中抽离出来，将之纳入了史学范畴，现代学者大多都是这么做的。
"义理正确"在表现上很像是我在序言里引述贝格尔的意思，这是"人们给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不断赋予意义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人类的本能。就"义理正确"来说，胡安国和吕大圭都是典型。"义理正确"并不是惟一的，它会随时代风气而变，会随学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修养而变。两种相互对立的"义理正确"并不一定就可以证伪对方，它们既可以同时正确，也可以在各自特定的历史位置上各自正确。当然，它们也可能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即便在同一个时间。--当然，一般只有旁观者才会这么看，当事人自己往往坚信自己握住了惟一的真理。
就"政治正确"来说，乾隆皇帝就是个典型。我在《春秋大义》里还讲过石渠阁和白虎观的两大会议，也都是"政治正确"的范例。儒学也好，墨学也罢，种种学说在"政治正确"的领域里几乎仅仅作为名义上的学派而存在，而实质性的学派只有一个：就是官学。"政治正确"当然也不是惟一的，它更容易随时代的不同而变化，随统治者的不同而变化。衡量"政治正确"的标准大多都是当时当地的，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在另一个时代里很可能就不再"政治正确"了。
"正确"的这三个层次往往并不统一：义理正确，不一定事实正确；事实正确，也不一定政治正确。再者，我在序言里说"夸张些来说，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这句话还可以作如下的理解：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大家互相以正解自居而指斥别人为误读的历史。
只要有正统，就必然有异端的；自己越感觉自己正统，也就越容易感觉别人异端。对异端当然不必客气，因为打击异端至少是符合"义理正确"的，当然很多时候还同时符合"政治正确"。
好了，我们最终还是得回到学理上来，继续考察黄仲炎和胡安国的立论基础和推理手段。
黄仲炎和胡安国给了我们两个相反的榜样。事情如果想朝着复杂一面发展，自然可以越来越复杂，但如果想朝着简单的一面发展，同样也可以越来越简单。我们若只以简单的头脑来推想之，从胡安国以上直到何休，这些在各自时代里顶尖的经学大师们，他们的阐释是否"在事实上"成立，这还真轻信不得。
朴素的反对派也不是直到宋朝才有的。隋朝学者刘炫早早也就站在反对派的阵营里，他在《归过》里很简单地说："元"和"正"只是取其"始"、"长"的意思，和什么"体元居正"没关系。"元年"仅仅指的是"头一年"。（Ⅰ）
（Ⅰ）[隋]刘炫《归过》（《汉魏遗书钞》）：规曰：元、正惟取始、长之义，不为体元居正。
我们现在可以把刘炫和黄仲炎的结论结合起来看："元年"仅仅指的是"头一年"，而这个写法原来在鲁国史官的早期记录里就已经是这样了，孔子拿来照抄而已，别无深意。
问题似乎是得到了解决，但我们还得问个问题：深文周纳的阐释尽管可疑，难道朴实无华的阐释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是呀，也不一定。
很多时候，读书很怕二分法：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忠即奸，等等等等。要知道，即便正方被证明为错，并不意味着反方一定就对，而且，世界上不一定只有正与反这两个选择。
常见的例子是：张三抵制日货，李四评价说："张三很爱国。"--但反日的人也不一定就是爱国主义者，他也可以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或者博爱分子。
张三说："中医不好。"李四质问道："难道西医就好吗？"--张三其实只表达了"中医不好"，他既可能认为西医更不好，也可能完全不了解西医而无从发表看法。
张三说："历代很多专家对《春秋经》的解释在史实上未必站得住脚。"李四质问道："难道《圣经》和《荷马史诗》就禁得起史实考据吗？"--张三也许认为《圣经》和《荷马史诗》更禁不起史实考据，也许对《圣经》和《荷马史诗》毫无了解，他在表达对《春秋经》的这个看法的时候并没有同时表达出对《圣经》和《荷马史诗》的任何看法。而且，他只是作了一个事实陈述（尽管这个陈述有可能是违反事实的），而不是价值陈述。换句话说，张三的这句话仅仅是一个实证表述，而不是规范表述。
这样的例子更容易在学校里找到：老师对小明说："你昨天为什么没做值日？"小明的回答是："小毛前天还旷课了呢！"--老师说："小毛前天旷没旷课我不知道，我可以去调查，但无论小毛前天旷没旷课，这和你昨天做没做值日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好了，话说回来，排除头脑中的二分法定式（如果没有当然更好），继续来看胡安国、刘炫、黄仲炎他们在解经上的分歧所在。这小小的一个字，既是文字训诂问题，更是意识形态问题，前者自然不值得大费周章，后者却影响到立国之本。但是，如果本着求实的态度，政治正确最好还是要扎根在训诂正确（事实正确）之上的，这才让人塌实。那么，问题继续：对于"隐公元年"的这个"元"字，即便深文周纳的解释是错误的，刘炫他们的那种朴素的阐述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刘炫和黄仲炎，一个"元"字之解，一个"鲁史旧文"之说，后者过于复杂，容后再讲，现在先来考查一下刘炫对"元"字的解释。
"元"的意思是"始"，刘炫说的似乎不错，因为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是这么解释的："元，始也，从一，从兀。"这是个看似很朴素的解释，但仔细琢磨的话，也可以很深刻--"从一，从兀"，这是可以和前边那个神秘的"气"联系在一起的。清代庄有可著有一部《春秋小学》，专门考较字义，对"元"字的解释是：下边是"兀"，上边是"一"，构成了一个"元"字，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了，徐锴曾经引《周易》的话说过，"元者，善之长也"，是开始，是头一个，所以"元"字是从"一"来的。那么，从"气"的角度来分析"元"，是气就要上升，所以"一"就上升到"兀"的上边了。"兀"的意思是"高"，"一"升到"兀"的上边，比高还高。（Ⅰ）
（Ⅰ）[清]庄有可《春秋小学》卷二"元"条：《说文》："始也。从一，从兀。"徐锴曰："元者，善之长也，故从一。"元以气言，气必上升，故一在兀上。兀，高也，会意。余意皆转注。
这个解释很深刻，很有哲理，很有几分微言大义的味道，但遗憾的是：这是错的，而且从许慎的《说文解字》那里就错上了。
从许慎到庄有可，受限于时代，并没有甲骨卜辞可资参照，而我们如果实际一些来看，"元"字的甲骨文字型和现在的字型并没有多大变化：上边是个"二"，下边是个"人"。但是，这个"二"只是现代字型的"二"，一个短横加一个长横，在甲骨文里这个字其实是"上"，甲骨文真正的"二"字是上下两横一般长，而如果上边是长横、下边是短横，这就是"下"字。甲骨文里的"元"是个会意字，"人"之"上"，表示的是"脑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国和狄人作战，晋国的先轸冲进狄人军中战死，而后"狄人归其元，面如生"，也就是狄人把先轸的脑袋归还晋国，其面色宛如生时。在《孟子》里"元"字一共出现过两次，
也都是"脑袋"的意思。（Ⅰ）
"脑袋"是"元"的本义，"始"是"元"的引伸义，杨树达还曾从造字之法加以凿实：（Ⅱ）"冠"字的造字即是用手往头上加冠的表示。从"脑袋"这个意思上，"元"字可以派生出种种的引伸义，比如"元子"，这并不是一个日本女孩的名字，而一般是指嫡长子，也就是嫡子中的老大，"头一个"。而在被用来表示时间的时候，"元"字还有着很喜人的意思，比如《礼记·王制》有"元日，习射上功"，孔颖达解释"元日"为"善日"，这个"元日"还指正月初一，比如《尚书·舜典》有"月正元日"，想想我们的"元旦"，来源很古老哦。
那么，"元年"，吉利与否暂且不论，但"头一年"这个意思该是可想而知的。那么，事情真如何休所谓只有天子的纪年才可以有元年之称吗？是只有"王者"才可以改元立号吗？--这问题很重要，因为它暗示着公羊学的一个理论基础：《春秋经》是"黜周王鲁"的，不再把周天子放在最高位置上，而是认为天命到了鲁国这里，或者说是孔子作《春秋经》"托王于鲁"，如蒋庆说"《春秋》王鲁，并非真以鲁为王，而是托王于鲁，即假借鲁国的历史来说明孔子外王之义（孔子治理天下万世之义）"。（Ⅲ）历来在这点上《左传》学就是和公羊学相对立的，两派专家为此可没少了论战。
的确，何休的支持者很多，反对者一样很多，即便在深研公羊学的专家当中，提出反对意见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孔广森就在这个问题上说：古时候诸侯分土而治、分民而守，和后世的所谓封疆大吏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自己的境内当然可以使用自己的纪元了。（Ⅳ）
孔广森这番话显示了封建时代和专制时代的一处不同：在秦汉以来的专制时代，大家习惯于一个国家只有一种纪元，比如唐朝贞观三年，无论在长安还是在洛阳，甚至在遥远的边疆，无一例外地都是贞观三年，如果当真出现了另外一个纪元和贞观纪元同时存在，那就说明有人造反了。所谓"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在专制时代确实如此，比如朱元璋建国号大明，改元洪武，这就是改朝换代了，但在先秦时代，社会风俗却未必如此。鲁国可以有鲁国的纪元，晋国可以有晋国的纪元，这些纪元和周天子的纪元同时并存，大家视之为理所当然，并不以为谁要造反。
清人何若瑶更举出了似乎显而易见的证据力驳何休之说，说统治天下的叫做君，统治一个诸侯国的也叫做君，《公羊传》里说的"君之始年"，只要是"君"都有这个"始年"。《白虎通·爵篇》提到过"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记》里也没少出现列国各自纪元的记载，所以何休的注释曲解了《公羊传》的原意。（Ⅴ）
（Ⅰ）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2版），第356页。
（Ⅱ）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63页。
（Ⅲ）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5章。
（Ⅳ）[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尔雅》曰：元，始也。天子、诸侯通称君。古者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各得纪元于其境内，而何邵公猥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经书元年为托王于鲁，则自蹈所云反传违戾之失矣。
（Ⅴ）[清]何若瑶《春秋公羊注疏质疑》卷一"元年春王正月传君之始年也注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条：君天下曰君，君一国亦曰君。君之始年者，凡君皆得有其始年也。《白虎通·爵篇》：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列国《世家》皆有分国纪元，可以为证。注非传意。
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里也像陈立一样引用过《汉书·律历志》，不过引的是另外一段："《汉书·律历志》引《商书·伊训》有'太甲元年'，则元年之称，起源甚早。"（Ⅰ）
《汉书·律历志》的这段引文是："《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通行本《尚书·商书·伊训》里的这句话写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是说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云云。本篇《伊训》属于"伪古文尚书"，这一句和《汉书》引文有些出入，比较有趣的一个出入是：这里不是"元年"，而是"元祀"。据孔安国解说，所谓"祀"，也就是"年"--同样这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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