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丝网围着那一方地，地上铺着一层绿绸子一样的菠菜。红砖砌出的两间火柴盒样的房子摆在绿绸子的正中，房子边上有一口机井，架着一台破旧的水泵。歪脖槐树刚刚吐出的新绿，把阳光剪成一片细碎的斑驳洒在黄土地上。这情景终于唤醒了我的记忆。
这里原是华中平原的一部分，如今叫南边那鳞次栉比的高楼生生割了下来。记得有一年秋天，东升和我还在这片地里捉过鹌鹑。那时，黄豆正可烧吃，我们把四五只鹌鹑关进鸟笼，挂在这棵歪脖树上，燃了黄火烧毛豆煮鹌鹑蛋吃。也就是那一天，我知道了东升的最终理想。我说他其实很聪明，只要用心，成绩肯定不比我们这些城里孩子差，这样每次抄我的卷子，就不该进城里上学。白鹤庄办的有小学和初级中学，我不明白东升为什么舍近求远。东升答道：“我爹让我将来接他的班，当大队支书。我们张家在白鹤庄是小姓，白家人多，这才送我过街进城上学。只要在市里混个中学毕业，当兵入了党，白家人多也枉然。我数学没抄过你吧？这也是我爹让我好好学的。我们张家人当支书，他们白家人就当大队长和会计，支书不会算帐可不中。”
想着这一幕，我不由得伸手拍拍老槐树，叹口气。
“桑塬，你发啥癔症？”
“我想起初二那年秋天在这里吃毛豆了。”
“大年初二吃毛豆？你说的啥球鬼话！”
东升显然彻底遗忘了这件事，我陡然觉得无聊起来，四下一张望，看见房子周围长着十几株茁壮的植物，心里一阵发紧，“东升，你胆子可真大，种大烟干什么？”
东升大咧咧道：“大烟壳壳吃火锅用，籽籽又能治肚子痛，种这几棵，啥大不了的事。贩毒、吸毒，政府还管不过来呢。”
我无言以对。
沉默了一会儿，东升谈起了他这二十几年的经历。他表现出的倾诉慾令我吃惊，直觉告诉我：东升患有心理疾病。我认真倾听着，不肯放过—个细节，直到日薄西楼，东升才惊呼道：“天爷，我俩午饭还没吃呢！没想到你对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有兴趣。走，到我队部那两家菜馆喝两盅。以后有你听烦的时候。”
“你忘了我是医生，搞心理分析研究的，听不烦。”
东升说的两家菜馆，与他的瓜葛只是两个老板租了他生产队的房子。按理说，只要老板没有拖欠东升的房租，东升去吃盘小葱拌豆腐，也该掏腰包付帐的。可是，东升在菜馆里，表现出得比老板还老板。这地界已算中州市的闹市区，又是傍晚时分，自然是吃客盈门。
我俩走进左边的川菜馆，老板模样的肥胖中年人一脸烂笑迎了过来，“张队长今晚吃个什么菜？炒好了，我让小二给你送办公室去。”
东升一把拉我过去，“胖子，你可别寒碜我！你知道这是谁？我光屁股时就交下的朋友，市里大名鼎鼎的医生，省长、市长家的常客，来你这里吃饭，是赏你一个脸。什么办公室，好像我偶尔吃你一顿就吃穷了你，小气成啥样了？雅座侍候吧。”
我看见胖子嘴角的肌肉跳了几跳，为难道：“雅座有人预订了，张队长，你的客人不多，是不是将就—下？”
张东升鼻孔哼了哼，“将就？胖子，这大堂能是我这位朋友坐的地方？吵得鳖窝一样。雅座客人没来，明天吃一样嘛！年终我手指头一紧一松，也不是一桌两桌饭菜钱。”
老板竟妥协了，他朝两个女子喊道：“还愣着干什么，去雅座侍候张队长。”
没想东升还没完，又对胖子说：“你去给隔壁粤菜馆老林说—声，叫他做个清蒸河蟹送来。”
在雅座坐下后，我忍不住问他，“人家交了房租，你再这样胡吃海喝合适吗？”
“有啥不合适！”东升奇怪地望着我，“打着灯笼找不到的巧宗儿，他还不识相！这地是白鹤庄的地，这房是我张东升当年冒家破人亡风险贷款盖的房，租给谁不租给谁，一年租金多少，还不是我红口白牙说了算？你只管心安理得吃喝，这两个王八蛋外省人黑着呢，这个亏他们不会吃。”
菜的味道不错，我却吃得毫无胃口。一个动蕩的时代过去后，复仇心理普遍化，更多的时候，这种心理表现为自私，有的就带有攻击性，以损人为前提。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我认为这种时期多数人患了心理疾病。我和东升的生活、思想、行为，已无丝毫共同之处，作为朋友交往的前提已不复存在。如果把这次重逢当作天意，它的作用恐怕只是为两个少年玩伴的友谊划个句号。那个脚踩方口手工布鞋，身穿手挽布扣对襟上衣，四季都留着茶壶盖寸头，英姿勃勃的美少年张东升是我的少年朋友，眼前这个不农不工不官不商不洋不土的中年人，到底与我还有什么关系呢？我答应为他的五亩地去和省领导说情，实际上是和他进行一种交易。这么做值不值呢？可是，我又不能对东升身上那种独特的东西视而不见。他是受过大磨难的人，如今了成了社会的主要角儿，这种主角的表演，会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一部什么样的心灵史呢？在我的病人中，近一两年，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多了起来，有癔病患者，有隐性精神分裂患者，他们的病都深深地打着他们个人历史的烙印。张东升肯定能为我的研究提供一份新的资料。我还得与他交往下去。
吃过饭后，我要去赶公共汽车，东升生气道：“你这个大忙人，我拉你出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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