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满意。两种态度都可能招来厄运，不会令人满意。谨慎、合理的办法是中庸之道，权衡风险，尽量在主动冒遭逢损失的风险和被动地错失良机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理性以反证的方式说明类型1和类型3的态度都不足取。通盘考虑，人们应当既不回避、也不追求风险，而应慎重地对待风险，寻找一种能从总体上将厄运最小化的方法。理性原则要求人们对风险做出合理的处置和慎重的估计；它告诫我们应当采取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既不要走回避风险的极端，也不要走追求风险的极端。
图1承受风险与厄运
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认识问题，人们注意到怀疑论者出色地、成功地避开了第二类厄运。他不会犯错，既然什么都不接受，也就不会接受错误的东西。当然，他会失去良机，得不到任何信息。就像调和论者因为轻信而犯错一样，怀疑论者为求安全而犯错。显然，只有对风险做谨慎估算才是合理的。
犯错无疑具有消极性。我们接受了错误的观念，就无法认清事物，也无法对问题做出正确的解答。此外，错误还会衍生出别的错误，牵扯到许多相关问题。假如，我（正确地）感到p在逻辑上不可缺q，但却错误地相信非q，那么我就不得不接受非p，于是就会出错。错误可以衍生出更多错误。错误会受到现实的惩罚（出了错误就得承担痛苦的后果），也会受到纯粹认识的惩罚对事物产生错误的看法。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必需予以考虑。但实际情况是，错误不是仅有的不幸。
无知、信息不足、认识不到世间事物的联系简而言之，缺省错误（errorsofomission）具有实在的消极性。这些也都是我们必需考虑的。
怀疑论者说他的观点取得了胜利，因为他犯的错误最少。但是，他采用的记分制是虚幻的，因为他犯的某类错误虽然最少，其代价是犯的另一类错误更多。我们一旦用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待这种错误，怀疑论者鼓吹的优势就蕩然无存。怀疑论者只不过是风险回避者，他不准备承担风险，固执地要将第二类错误最小化，却不顾随时都可能犯第一种错误。
怀疑论者忽视了一种情况：我们的探索需要信息这就是全部问题的raisond”étre（法文，意为：存在理由）。我们要在问题的答案、无知和错误信息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现在，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我们是否为具有更高理解价值的潜在收益做了冒更大风险的准备？聪明的认识论者是风险计算者，他懂得理解的价值，准备为潜在收益下赌注。h·h·普赖斯说得好：
“安全第一”不是好信条，不论它对某些哲学家有多大誘惑。我们的目的是在尽可能多的问题上获得正确的信念。如果一个人只相信第一手经验证据，满足于已知的、或有理由相信的事物，拒不承认被别人证明的事物，他就无法达到这一目的。有人接受了别人的证据，后来又有足够的道理表示怀疑，因为其结果与他当初的愿望不完全一致，其中有些信念根本就不对，有些信念只有一部分是对的。不可否认，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在这种意义上，这一策略是有风险的……但是冒这种风险是合情理的，不冒这种险是不合情理的。我们要是拒不冒险，就不可能得到答案，连尝试性的答案都得不到，虽然我们对许多问题都有兴趣。
在这里，普赖斯所谓的别人的证据也适用于我们自己的证据并且普遍适用于我们的探索方法。
最后，我们还得从另一面来看待价值问题。我们是否为理解范围的扩大带来的潜在收益做好了冒更大风险的准备？说到底，就是优先考虑什么的问题安全还是信息？本体论经济还是认识论利益？认识论风险厌恶还是理解的动力？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价值问题，优先考虑什么的问题，无知、不理解的副作用和错误、信息误导的风险孰轻孰重的问题。
为什么认识风险值得一冒
怀疑论阻碍了认识论的行动方向，不仅在理论上带来重大弊端，在实践上也给我们造成困难。怀疑论引起的麻烦是，它把避免犯错当成最大的好处，不惜付出无知和不懂的代价。激进的怀疑论者貌似高明，坚持真理应确凿有据，这与只要有合理的根据就可接受的观点（这当然是做不到的，只有讽刺悲剧才能按其行事）形成鲜明对照，但怀疑论的激进观点根本不会产生结果。它从一开始就阻碍了人们了解世界上各种信息的合理要求。如果无需付费或只要支付很低的费用就能避免犯错，则另当别论。但是，如果我们避免犯错就得做出重大牺牲，得不到满意的解释或什么都不懂，那么，代价就太高了。要是能把一般错误和缺省错误分开，或发明一种不出错的方法，那固然很好。但是现实中没有这种事。现实生活中任何可行的探索方法都不能摆脱图表1所描绘的窠臼。
从这一角度看，怀疑论者为避免犯错付出的代价是不可接受的。在并不完美的世界上，我们能够驾驭的任何探索方法、认识过程或认识程序都无法避免失败或不出各种各样的错误。不论用什么办法筛选都可能使少数山羊混到绵羊群里。所有的机器都不会尽善尽美，我们的认识机制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不论付出多高的代价都可能出故障。我们只能附加一些较精确的预防性装置。（我们可以给轿车增加各种安全装置，但轿车会变得又大又贵，像公共汽车一样笨重。）但这会使目标的均衡遭到破坏。不断的检查和斟酌能使探索过程延长一星期（或十年），进而避免某种错误。但是每少犯一个错误我们都会失去大量信息。探索活动的安全问题与生活中的安全问题一样，成本和收益之间肯定要达成某种均衡。如果把不出事故看得过重，我们的认识技术和机器技术就只能返回到石器时代。
怀疑论者不惜代价保安全的观点很不现实。以经济为基础，做到成本和收益的适当均衡才是现实的。犯错的风险值得一冒，因为在理性探索的认识活动中，犯错是不可避免的。在任何地方情况都一样：不冒险就没有收获。自古希腊以来，各派哲学家都已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为什么要接受别人的意见？因为人类是理性动物。既然是动物，他就必须行动，因为他的生存倚仗着行动。但作为理性动物，他的行动不能没有效用，只有在信念的指导下，或按照他接受的观念的引导，他才能行动。一些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近代哲学家，从大卫·休谟到威廉·詹姆斯，恢复了这种观点的活力。
与其相反的推理是，如果你想有效地行动的话，就什么都不要接受。其思路是，如果你要进入认识领域，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站在一个能获取有关世界的信息的立场上，并确定一种认识取向，就必需做好接受某种观念的准备。这两种立场不是范畴论的、无条件的，而是有前提的、有条件的。但是，经典实用主义注重的是有效行动的必要条件，而我们现在的认识取向注重的是理性探索的必要条件。一种态度是纯实用的，另一种态度是纯理论的。就眼前的问题而言，我们最基本的认识目标不会自动遭到破坏（虽然怀疑论者宁愿回转过头，对这些避而不视），在许多理性的人看来，这一点正是怀疑主义理论的明显障碍。
历代怀疑论都面临着一种相同的反对意见：按照他们的原则，人们无法用知识来指导行动我们意识到火生着了，吃饭可以减轻饥饿感，但却不能把行动建立在这种认识上。大卫·休谟说：“皮浪怀疑论的信徒……必需承认，要是他还想承认什么的话，假如他的原则渐渐的、全面的成立了，全体人类的生活也就随之告终了。所有的高谈阔论，所有的行动都会立刻停止，人们全都进入昏睡状态，直到连大自然都感到不满，不得不终止他们悲惨的生存状态。”
古代怀疑论者对这种指责总是回答说，行动根本不必以知识为基础。他们认为行动没有认识做向导也可进行，依靠实用动机选择这种或那种行动方式就足够了。主宰和引导生活的不是知识，而是表象：“我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我们屈从于令我们动情的东西，这些东西迫使我们赞同。”
正如赛克图斯·安皮里克斯反复强调的那样，慾望和反感寻求与回避是行动的源泉，它们的作用无需任何证明，无需附会任何学说，也无需赞同任何观点。没有知识、理性、或信仰的生活原则上不是不可能。例如，动物就生活得挺好。还有一种不太激进的观点，有人同意（或相信）这种观点，但他们的依据全然是非理性的（例如，本能，迫于表象，等等）。怀疑论者按信念行事他们的信念与人们的普通信念一样，唯一的差别是：他认为信念只反映表象，否认信念可以用理性证明。
休谟反驳道：怀疑论没必要使行动停滞。但是，怀疑论确实摧毁了理性的〖ht4”ss〗行动。路德维格·维特根施坦写道：“松鼠无法凭借归纳法推断出应为冬天储存食物。我们也不需要什么归纳法证明（rechtfertigen）自己的行动或预见。”
这句话全然错了。如果维特根施坦用实行（carryout）代替证明（justify），他的意思才正确。但是，只要用了〖ht4”h〗证明（rechfertigung），归纳法或其功能性等价物就是不可或缺的。说某人很有理性就等于说此人的言谈与行动都很理性他能证明，也能表明其观念合乎情理。理性地应用某种技术肯定需要知识我们认为有用的知识给予大量、实际的支持，这些知识阐述了世间的事物怎样运作。理性的人要求为行动提供有说服力的理由，只有抛弃僵固的、彻头彻尾的怀疑论，才可能得到理由。
还有一些怀疑论者说我们没有必要为知识正名，只要有合乎情理的信念就足够了。但这只是一种托辞。不论给玫瑰起什么名字，它都是玫瑰。有人声称找到了有关世界问题的合适答案，但是，不论用什么言辞来说明，它也只能是一种增进知识的解说。增进知识和风险两者同时并存。
问题重大，且意义深远。对各种生物来说，它们的行动无需认识作向导，其行动基础可以是本能，无需信念。于是，通往行动的认识途径被绕过去了。但对有智慧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人与动物的生理结构相差不多。但人类的结构中包含了对世界的认识取向，我们的全部意图和目的都与之相关，它是我们天性中的一种生理需求。
承担认识风险的问题还有其它较重要的认识论衍生物。发现科学的探询（探索）过程是一种无定型的探索过程，因为我们无法准确地预知能发现什么。总的说来，我们无法预言最终能发现什么东西。可以肯定，作为整体的人类有可能取得重大成果，但是，从事某一具体研究的个人却面临着完全失败的风险。单个研究者的工作面临着不确定性，他们花费的精力有得不到充分回报的风险。他可能一无所获，即便他在某一方面有所发现，还可能被另一个人打败。科研工作固有的风险说明为什么全体公众给予成功以重大、公开的褒奖（可以鼓励每个人努力），但却没在金钱上给予相应的高额回报（可以使全社会得到维持）。与默默无闻的工人相比，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知名度高几千倍，并受到广泛的尊敬，但收入却只有工人的两三倍。（幸运的是，科学家的价值结构就是如此，他们的收入已经足够了。）
即使有高额物质剌激，科学创造力仍然要求很高的创业精神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日本对科学创造的奉献与它的人口和物质资源不相配，这可能就是原因之一。今天（1987），日本的人口和国民生产总量已达到美国的一半，但日本人在科学方面只得了五个诺贝尔奖，而美国人却得了将近150个。日本社会哺育的伦理观中，遵奉强于个性，合作胜于竞争，安全取向高于风险取向（不愿失败和丢脸）。日本政策的制定者注重全面检查学校体制，不让学生们读死书，引导、鼓励他们从事创造性活动。但是日本文化厌恶失败，缺乏个人创业精神和由个人承担风险的精神，所以，即便给予重奖，问题仍然根深蒂固。
驳怀疑论
再回到怀疑论问题上。在许多真实生活情境中，我们对自己的信念并不总是信心十足，以至于宁愿“拿整个家庭农场当赌注”押在信念上。这些非绝对信念当然也是信念，我们承认它们的真实性，不认为它们仅仅具有可能性。但是，我们的承认犹豫不定。（请注意二者的本质区别：一种是实实在在地承认它们的真实性，虽然有些犹豫，另一种是则认为它们可能具表1在贯彻信念和不采取行动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可能出现的情况报偿
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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