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声誉能博得好名声，好名声是扩大信誉的基础。信誉就像银行里的钱，为保有这笔钱，就得采取必要的措施。为了不使名声受到损害，也得采取必要的措施。
这种情况不仅在自然科学信息处理方面得到公认，在其它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信息处理方面，也得到公认。例如，患有多血症时，我们总要找医务专家。我们总是信赖医生、律师、建筑师和其他专业人员；专业人员也要靠工作建立信誉，不仅为个人建立信誉，而且为整个职业建立信誉。
其他信息源也是如此。我们的感官就是一个例证。我们对親眼所见的东西与梦中所见的东西都会做出反应。不妨比较一下二者的差别。梦也会留下印象和有意义的表象，但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可靠的认识来源于親眼所见，而非梦？人们一开始不就是这样认为的吗？当然不是因为親眼所见的东西更生动、更有表现力、更易记忆。梦在神话和文学中作用突出，我们对梦境的先天兴趣在神话和文学中得到了明确的证明。我们相信親眼所见不是因为它在两者之中具有内在的可取性，而是因为它成功地建立我们前面谈到过的那种极高的信誉之上。我们不把行动建立在梦境上，因为它不能给予回报。
信息导至技术的产生望远镜、显微镜、计算机等等这方面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我们最初相信它们是因为非相信不可。因为它们是我们仔细观察月亮、微生物等的唯一工具。先迷后悟的智慧（wisdomofhindsight）使我们终于明白当初的做法是恰当的，于是我们提高了相信度（当初只是盲信）。随着情况的进展，我们的经验以反省方式证明当初相信它们是值得的、正确的。
可以肯定，虚妄和犯错的风险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探索过程中。与其它工具一样，我们的认识工具也会出错。然而，理性信任的总体策略具有极高的成本效应。在探索中，我们不能事无巨细全面调研；我们找到一个出发点，相信某种东西。我们不能盲信。信任最初是建立在预感或倾向上的，它终究要受到检验，被先迷后悟的智慧所证明。到了一定时候，检验过程会使事物得到溯本归源的证实，那时我们才感到宽心自慰。我们知道，创造知识的形形色色的方便原则是完全错误的：
情况好像如此，故而正确。
大家都这么说，故而正确。
能套用在众多数据上的最简单的模式是正确的。
当前最充分、最流行的理论会失效。
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判断是靠不住的，即使它们曾经有效。但我们仍然把这些命题当作假定原则来接受。我们奉行这个元法则（metarule）：没有与之相反的具体例证，就认定它们是正确的，并推导下去。在没有与之相反的具体例证的条件下，我们的标准认识实践过程收进了许多以“信”为基础的假定：
相信你的感觉
相信人们证言的表面价值（在没有与之相反的例证，和没有个别证据从总体上动摇它们的可信性的条件下）。
在没有与之相反的例证的条件下，相信现成的认识工具和辅助工具（望远镜、计算机、参考书、对数表等）的可靠性。
在专业范围内（还是在没有与之相反的例证的条件下），相信公认的专家与权威的证言。
对这些假说的证明不是对其真实性的证明。你在推导过程中获得的每一个信息都是正确的，不会出错。不过，这只是方法论的证明。在推导过程中，你很快就会对认识活动产生兴趣；总的说来，收获与收益会超过损失和成本。
理性人的认识活动就是按照假定原则进行的。然而，我们采用这种方法不是为了证明它们的有效性，而是因为，采用它们可以在成本收益上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信任自己的感觉、信任探索同伴、信任认识机制，对这种信任的证明最终取决于我们对经济推理的思考。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其它场合，例如，在雇用人员，检验阅读能力时，人们对应试者的能力和可靠性的考查也取决于对这类资源的成本效应的考虑。
显而易见，所有这种认识活动都应有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解释。我们按照大千世界给我们排定的位置承担着探索任务，在探索活动的框架内，一切认识行为都有成本效应。我们选用最便宜（最便利）的方法获取必需的资料，以便解决认识问题解答我们对赖以生存的世界提出的问题。因而，我们以经济为基础，为信息开发和处理确定了许多规则，并赋予它们以意义。总的说来，这些规则起主要作用，因为与其他可选用的方法相比，它们的成本效应最高。
可以肯定，只要我们信任别人，就可能出现误信。但只要采取信任态度，我们就有机会（一开始当然以谨慎为好）。但是，我们还得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奉行安全至上策略的人什么都不接受，什么都不信任，那么只能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追求绝对安全会付出错过机会、失去预期收益、丧失良机的可怕代价。扩大信誉范围、一开始就信任别人的策略必有风险。但是，这种策略不是要我们下没有风险的赌注，而是要我们慎重选择，斟酌一下怎样在潜在收益和潜在成本之间做出妥善的权衡。只有这种在认识实践上最经济的推理才能提供最大的担保和保证。
探索者团体
只有以相互信任为基础进行合作，我们才能提出问题，有效地解决任何人都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在开发和处理信息时，人们往往被迫形成一种合作的社会实践体制一种可行的奖励和处罚制度，以便巩固和支持团结与互助。在劳动分工中，信任来源于被习惯加固的契约，人们为了完成共同的意愿与目标，约定以友好的方式合作共事。
如果认识需求与意愿非常强烈，任何一群相互交往的、理性的、敬业的探索者最终都会结成团体，在追求知识的经济利益的压力下，以相互信任与合作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然而，合作不是出于道德奉献，不是出于对别人的幸福和利益的关心，而是出于对自我利益的慎重考虑，因为与之相关的互助行为模式共享、坦诚、信任全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使全体成员得到与各自目的相应的收益代理机构的利益也包含在内。在这一事例中，合作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而出于对个人的经济利益的考虑。在科学中，认识价值（epistemicvalues）同坦诚、可靠、准确等一样，也能带来利益，信守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好处。追求科学知识与在商业活动中追求财富很相像。如果“我的话就是契约”这一原则被废除，股票、商品期货等金融市场就会毁于一旦，因为谁都不知道一笔交易是否实际成交。同理，如果人们都是不可信的，信息市场也会遭到破坏。因此，在以上两种情况中，不可信赖的人都得从团体中清除掉。在认识活动和经济活动中，团体使用激励和惩罚手段（强制的成本与收益）建立一种体制，使人们以普遍相互信任的方式相处。这一体制是建立在给每个人以实际利益的互惠基础上的。
最近，有些研究成果论述了我们的信念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人。
所罗门·阿什（solomomasch）的实验生动地叙述了人们的从众倾向。为了避免犯错，人们会顺从公众的错误判断。
他的实验对象只被要求确认三条线中的哪一条与另一条线的长度最接近。大家的判断都没有错，但是当他们被告知其他人的回答与他们的回答不同时，错误判断就出现了。
萨毕尼（sabini）和西尔维（silver）报告说：“（几乎）所有实验对象都很紧张与困惑。实验对象的判断大约有1/3是错的。将近80％的人至少在一次实验中做出一次明显的错误回答。还有几个人对明白、清晰的物体做出了荒唐的判断，知觉的困惑足以引发疑虑，迫使人们顺从。”
这类实验（用特殊的、不诚实的方式）真实地揭示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容易相信别人。最近一份关于美国陪审团的调察报告谈到了类似的情况。
调查者分析了250份陪审团的评议后发现，没有一个案例因为只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而使之搁置，除非某位意见不同者找到至少两位支持者，否则就会放弃保留意见，顺从多数人的意见。这种情况的基本理由可以从经济角度加以证实。信任关系可以降低相互影响的成本，这对以前为确立信任关系而做的调查是一种回报。了解什么人可以信任是值得花费功夫的。外来人进入一个既定社会结构时首先得知道什么人值得信任，然后才能有所收益，他得先为此付出一般他会发现，为了了解这种信息，有所付出也是值得的。
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办法就像宙斯的盾牌，在它的辟护下，人们信任合作团体中的同事。用来维护科学尊严的严厉手段谁破坏事业就驱逐谁由此得到理性的证明。以高昂的代价铲除欺骗是值得的，因为容忍欺骗会危及和动摇信任的整个结构，相互信任、合作探索的全部事业都无法实现。建立和维护探索者团体，用奖励和惩罚使他们团结在一起，这是具有很高成本效应的操作方法。诚实、互助是一种美德，培育美德等于向探索者团体发放巨额红利。在这里，个人的铁掌，团体的利益全都隐藏在天鹅绒手套般的规矩和伦理之下。劳动分工源自亚当·史密斯所说的“世所公认的、人类天生的、对货车、黄油和交易的嗜好”。信息商品不是否认了劳动分工，而是使它大放异彩。知识市场在本质和动机上与其它各种市场一样是对利益的整体排列。合作能够发展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符合多数人利益的事物也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以上分析说明，关于信任的认识和假设在经济上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根本证明。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程序系统，以便保证每个参与者看到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收益的前景。我们的标准认识策略和程序在经济推理的基础上得到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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