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其理性根据在于实用与程序是否符合经济原则，而不在于对对世界本质的认定是否与实际相符。
经济与便利决定了我们一般总是倾向于简化和有序化，我们最根本的动机是，在采取解决问题的方案时把复杂降到最低限度，以便能够：
（1）沿用现有的解决办法，除非认识条件迫使我们做出新的变动（即改变同一性）；
（2）尽量使用相同的办法处理不同的科学任务（通用）；
（3）用最简单的办法处理事物（简化）。
这种观点与常识规则结合在一起，从简单的事做起，奉行负担证明原则（principleofburdenofproof），除非有足够的道理，决不改变认识方向。
它最明显的意义是：除非万不得已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就采用现成的、最简单的（最不复杂的）办法，循序渐进，直到采用复杂的办法。
从这一角度看，简化优先是一个简化劳动的问题，一个在认识过程中节约智力的问题。如果简化的办法足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要用复杂的办法呢？为什么要背离同一性呢？现有的办法足以应对时为什么要采用另一种新办法呢？能工巧匠选择工具时会考虑：（1）工具的〖ht4”h〗通用性（力量大，效用广，适用范围宽，等等），（2）便利〖ht4”ss〗（容易使用），以及有助于完成手头工作的其它类似因素。
在智力活动范围，简化优先是在操作中贯彻经济规则的手段。它的首要益处不在真实/本体论方面，而在方法论/实用主义方面。关健问题在于，简化优先从成本效应考虑所采用的认识策略；在以认识为目的背景下，它提供了一种具有最大优点的探索机制。
知识的信息收益关系到拥有信息或使用信息的内在价值。除了知识的成本和收益之外，信息还隐含有某些结构性成本和收益即（所谓的）整体知识的经济特点，它们与信息所提供的服务正好相反。信息的结构价值包括的因素有：通用、广泛、完整、同一、简化、连贯、典雅其反面则是支离、有限、不完整、不统一（怪异）、复杂、不和谐。在这儿，收益高与内在的经济与典雅相关，成本高与内在的复杂与笨拙相关（见表5）。
表5信息的结构优点与缺点
积极方面消极方面
广泛狭窄
完整不完整
可能无可能
通用个别
连贯（合适、内在统一）不连贯（不和谐）
简化复杂
同一不同一
相关不相关
典雅笨拙
强健脆弱
人们对归纳有序化的渴望被反映在信息的结构中，这是一个在探索活动中追求经济的问题。它受制于与奥卡姆的剃刀相似的原则吝惜原则，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复杂。从实用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归纳法旨在以最有效益、最有成效的手段解决问题，因而，归纳规则自然而然地要我们使用最系统、最经济的工具完成现有的实际任务。我们的有序化程序依赖于这一命令：只要能满足需求，就采用最经济的（简化、通用、直接）解决办法。归纳有序化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认识经济的格言：complicationesnonmultiplicandaesuntpraeternecessitatem（拉丁文，意思是：如无必要，切勿复杂）。在相同情况下选择较简单的解决办法，而非复杂的办法，其道理已很明确：它们便于储存，便于取舍，便于使用。
从简化派生出的本体论问题
探索的目的是把握事物的本真面目，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简化的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事物的真理？这里显然有许多困难。难道自然也渴望简化吗？当然不是。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某种一般原则说世界真实的世界必然是简单的。也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做。
汉斯·雷申巴赫写道：“在归纳简化的实例中，决定我们选择的不是经济……我们假设最简化的理论能够提供最佳的预言。这种假设在或然理论（thetheoryofproba-bility）和归纳理论中无法用便利来证明。”
这种观点会使人产生绝大的误会。怎样才能证明“最简化的理论能够提供最佳的预言”的假设呢？这种信念肯定有欠斟酌。只要对科学史里面充斥着因过分简化而造成的错误做一下归纳，自然以简化的方式运行的信念立刻就会动摇。情况恰好相反，科学史反反复复讲述的故事是：简化的理论总是让位于复杂的、高级的理论。古希腊人只知道四种元素，19世纪门捷列夫发现了80种元素，我们现在则发现了大量结构稳定的分子。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只由大气层构成，托勒密则为宇宙增加了许多本轮（epicycles），我们这个时代发现了无数复杂的轨迹，只有超级计算机才能算清究竟有多少。把古希腊科学写成书只需一个书架就全放下了，牛顿时代的科学文献则可装满一屋子，我们则需要数幢大厦，不仅要装书和期刊，还要装照片、磁带、软盘等等。今天，人们知道的多种物理学基本衡量中只有一种出自牛顿物理学，第二种阿瓦加德罗衡量出自19世纪，其余的六种衡量全都出自20世纪物理学，光速（在自由空间中电磁幅射的速度）、自然电荷、电子静质量、质子静质量、普兰克衡量、波兹曼衡量。
如果认为科学进步的历程就是简化升级的历程，那就未免太天真了而且完全错了。
以方法论为基础理性地看待归纳有序化不必事先假定简化与（可能的）真理之间有某种本体论关系。首先，无论怎么说，自然是一个系统的观点只能被当作一种调节原则，一种程序准则。简化优先的基础是方法论的或认识论的，而不是真实的或本体论的。
初看上去，科学指派给认识功效简化、连贯、有序、坚实、对称、通用等如此重要的作用似乎很有问题，令人生疑。只有当我们从程序经济的方法论角度看时，每种功效才自然而然地各归其位。
不过，把手段的经济与产品的经济方法论的经济与物质的经济区分开，是非常重要的。简单的工具或方法，只要使用得当，就会产生复杂的结果。一种简单的认识方法，例如试验与犯错，可能对难题做出复杂的解答。反之，复杂的方法有时会产生简单的结果。一种复杂的探索方法或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会产生简易、不复杂的解决办法。我们在科学探索中诉诸简化，但它终究不会妨碍我们发现复杂的事物。
毫无疑义，有关方法论和程序的故事不止于此。归纳证明问题毕竟还有真实性的一面。我们的智力口味（要求简化、典雅等等，按照我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与生物的口味（味觉）很相仿，也是演化压力的产物，它迫使我们优先选择能够发挥作用的事物那些被证明有效，并能优胜劣汰的事物。
认识机制的演化特点保证了认识价值的作用，我们把认识价值的作用当作信息真实性的充足有效的条件。信息的正面价值增大了信息的用途，不是因为大自然仁慈，也不是因为有一种前定和谐在起作用，而是因为演化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的运行保证了事物的和谐。无效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演化也有成本效应，这是一种压力，它保证了（事物的）充足功能和和暂存状态的固有联系。在知识理论方面，不断演化的现实保证了经济报偿的重要作用。智力活动的认识经济与物种活动的生物经济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
以记忆为例。一般情况下，我们急需的信息都是最常用的信息。信息只要被多次使用就会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记忆中）方便的数据资料联动链保证了从需要到应用，从了解到熟知，它是我们的记忆方法的反映。即时经验对短期记忆有意义，反复出现的经验对长期记忆有意义，演化就是这样排列事物的。这一例子说明，通过优胜劣汰，成本效应与演化过程的自身逻辑完全协调一致，它意味着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
此外，我们的认识方法通过理性选择得到发展，它在这一环节也起着关键作用。认识演化过程的进展保证了便利与效应的协调，这种演化的论点与生物学的生存问题无关。在朴素的简化论者与拜占庭式的复杂论者的竞争中，前者不会最终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取代后者，如果双方都坚持己见，前者会以成本效应较高的运作方式最终〖ht4”h〗在认识论上超过后者。在学者群体中，除了生物学的选择外，文化优势在认识工具的开发中也会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对归纳法的依赖不完全是方法论的，还有本体论和现实的一面，我们通过经验学习如何使用归纳法也就是说，学会如何在归纳过程中节省精力。尝试与犯错即经验的过程迫使我们在认识活动中把方法论的/程序的经济与真实的/本体论的经济调和在一起。最简化的解释机制（在解释观察不到的本质时）能使概念具体化，这就提供了一种颇为有力的启发法。这一过程（在经验主义的范围内）的效用对现实的方法做出了最终的证明。我们接受了不可见的实质，不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可以通过观察得到确认，而是因为以简化假设为基础的方法论能够最有效、最充分的利用资源。
我们的认识活动依赖简化，对简化的证明一开始就是以纯工具论为基础的。我们一开始就倾向于使用系统的（简化的、同一的）方法，因为这是最经济、最便利的方法。我们坚持这样做，因为经验表明使用这种经济的方法在完成认识任务时是有效的，在成本效应上（与其它可以选用的方法相比）是令人满意的。
在我们的认识活动中，规律性原则和程序是正统的，因为它通过示范作用把探索纳入到成功的轨道，这一点可以从实用的角度得到的回溯式的证明（retrovalidate）。故而，在认识领域，归纳问题是一个追求系统经济的问题。归纳的简化和有序化是探索规律性的理想本身所固有的，它与程序的指令性有关。所以人们应当把知识组织好，尽可能赋予它以有序的结构！探索活动的基础在于追求简化和有序化，起初它只是一种希望，而后由经验加以回溯式的证明，它使我们能够运用比其它方法更有效的方法实现认识活动的基本目标。其基本问题是以便利的方式做必须做的事，以便服务于我们的目标。关于有序化的本质的全部本体论问题完全可以留给归纳过程的实际运用结果来解决。就此而论，任何前定假设都没有必要。
这种过程不妨叫做回溯性证明(retrojustification），它只赞同expostfacto（拉丁文，意为：事后的）真实性结论这种结论认为，与有序化优先相适应的探索方法论是有效率的它以适当的经济手段完成认识活动的目标。关键问题并不是（如雷申巴赫所说）“最简化的理论能够做出最佳的预言”而是，人们的希望预先表明了，并且实际经验回溯性地证明了，以此为基础的探索过程在完成认识目标时有相对较高的效益。这并不意味着最简化的方法能够用可论证的（或有可能论证的）方式预言自然和干涉自然，而是意味着简化优先的探索策略在方法论上是一种相对高效的策略。总之，在解答我们的问题时，简化优先和有序化的归纳方法能够为评价真理提供一种有效的探索策略。它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探索策略，而不是真理的标志。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最终会凭经验（进而，通过归纳推理）学会如何高效地完成归纳工作。我们诉诸归纳法即，用归纳的手段在工具的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因为归纳是一个自我证明的过程。经验本身可以教会我们怎样解释基本的归纳的程序（简化、同一、通用、等等），使我们在归纳中改进方法。通过反复试验与改进，我们可以学会高效的归纳。在以程序和方法论为基础的归纳有序化的证明中，经济〖ht4”ss〗和便利起了至关重要的先导作用。但是，在expostfacto（事后的）回顾再证明阶段，效应与成功却非常显著。从理论上讲，效应与便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因素，但它们好像有一种前定的和谐关系，这一问题也能够以演化为基础，根据理性选择的顺序得到解决。
所以，我们诉诸归纳简化法，从方法论角度看，这是一个便利问题，一个理性程序的经济问题。不过，对简化的依赖毕竟不能全然不考虑世界本质的本体论的问题。因为我们先迷后悟的经验在使用归纳法时也会得到全面的验证，它不决定我们是否使用归纳法，而决定我们怎样使用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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