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投入了“世界大串连”之的女人的故事。这位女，我们大家全都熟稔得能喊出名字来，因为她委实就从我们身边走过去。她荷着沉重的家庭政治问题的重负，进过了下乡队的炼狱，组织过一个“半导”式（即单向导电）的小家庭，当过毫无前途的县里小科员……就是这位女，顽强地以自己的惊人毅力和才智，冲进了美利坚合众，为了谋生，读大学又跳了槽，还是为了谋生，在人慾横流的社会里，她并没有洁身自好，而是目的明确、头脑清醒地与异朋友密切交往，最后，投入了一个百万富翁的老人的怀抱……
这故事可以做为好几方面的合格教材。人们可以用这故事来为那些一门心思往外钻的“出迷”们指点迷津：你们看吧，美是那么好混的吗？伍珍把什么都搭上去了，人图个啥，还是老老实实地呆着吧！另一些人说不定更坚定了出去吹洋风的决心，伍珍的拼搏或日挣扎为一些躁动不安又无用武之地的灵魂提供了滋味复杂的启示。
由于近些年来的西风东渐，文艺评论界早已羞于对某部作品做出简单的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但是，让人们马上都“咸与维新”起来，也绝非易事。于是，伍珍的出走乃至出走后的行止，便也就自然而然地受到指斥和鞭挞，首先是道德法庭的无情审判。
我无意于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免费充当伍珍的辩护律师，但我极想说明的是，伍珍的所做所为，实在是犹如风行上，自然成文，她的格，她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进取精神，使她与环境几乎是格格不入，那么她的出走，她的奋斗，乃至她含辛茹苦的辛酸，便应该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同情。作者是饱蘸了同情的心血来营造这一形象的。
伍珍的成长路程中充满了艰难和坎坷。爸爸右派的重负像巨石一样压在这幼小的女孩的背上。爸爸与后母这畸形的婚姻，使初晓人事的伍珍看到的是一个灰的世界。作品中的几句平淡的话，反倒道出了伍珍活得是如何的沉重：“父当年那滴污点，每次填表、总结，伍珍总得啰啰嗦嗦写上一大篇。久而久之成了一道手续。走形式的事儿，并不太痛苦。但一件亏心事老提醒来提醒去，让人上进起来须得花上十倍于常人的辛苦。”爸爸的亏心事要孩子吃苦果，这本来就不大有道理，而今知道这亏心事原本不存在，我们自然要替幼小的伍珍抱屈了。如果当时能使伍珍有腾云驾雾的本事，我敢断定她会毫不迟疑地奔向一个不大需要写检查的地方去。
伍珍被命运抛到陕北后，父历史问题的影使她成了青年点里最后剩下的一个。在那种孤鬼般的生活中，与余宝发的感情纠葛或者说两个天涯沦落人的的騒动，实在是太不奇怪、太自然了。有的人急不可待地马上把这确认为爱情，并把他们俩后来的结合视为天经地义。但是，我们既然已经认识了伍珍，知道了她的倔强，她的不认命、不服输的可爱格，再来反观余宝发的窝囊样，便可平心静气地承认这一事实，他们俩实在谈不上情投意合。
当然，如果大学毕业后的伍珍能在那座小县城里得到施展才干的用武之地，她恐怕也还会容忍这次无爱的婚姻，就像许多人都容忍过的一样。可惜的是，她容忍不了环境对她能力的戕害和消磨，于是，她要冲出去了，她要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如果需要甩掉余宝发这个沉重的锁链，她也不会过于犹豫。
有人指责她很轻率地往外跑，说她有点进取精神固然可贵，但是，她就必须进取到纽约吗？偌大一个中就装不下她吗？她的爱心哪里去了？这些责问并非就没有一点道理。责问者的爱义愤也是无可怀疑的真诚。问题是县里有什么人能为这个充满活力的女提供一次施展自己才能的土地呢？她想通过考研究生跳出去，没有成功，托人送礼想回北京也遭惨败，那么她改善自身境也只剩出之一途。我不同意动辄斥责出者的爱心成问题。这种做法的思维定势过于凝固，也过于简单。出学了本事，回来可以更好地为祖服务。出去不回来，也无须大惊小怪。流失严重则可以督促我们检查一下自身的制和政策出了什么毛病。并非一定因为家穷。要知道，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那么多知识分子涌回了祖，那时候比现在要穷得多。老实说，一般地讲，爱不爱不在于跨没跨出门。伍珍不愿回来，自有她的经历的酸楚，有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这种做法，我们可以不同意，但却应该谅解。我想起了一些人对马司聪的指责。似乎在十年内乱中他留在内被红卫兵打死才算爱爱到了头。我又想起了北京乃至全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女作者的名字。她用一篇感人泪下的《童话》赢得了全社会的同情，她的悲惨遭遇，让人久久难忘。但她的后来，就不那么令人同情了。她利用自己唯一的武器去征服某大报的一个老干部，还要把这行状同步地写成小说，以此来向社会进行报复。即使她跑到了欧洲，还要“政治避难”，有关部门也没有深责她，而是充分考虑到了她的身世，予以充分的理解。这个充满了人情味儿的决定，很发人深思，我以为，对伍珍也应该这样的宽容和谅解。
作品中飘洋过海的文人酸士们的聚会，也绝非作者兴之所至的闲笔游墨，仅仅展示一下海外游子的生活场景，这是尤寓深意的一笔。他们时时在讨论着祖，在探讨着回奋斗难还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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