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曹组曾得苏轼奖掖，并以此为荣，告诉自己的子女。徽宗年间，曹组仍与苏轼子苏过保持密切过往关系，曹勋回顾说：“宣政间，先子与叔党少尹乡契厚善。”（《松隐集》卷三十三）其渊源就来自早年苏轼对曹组的赏识。曹组的创作，也必然地受到苏轼的影响，明人杨慎《词品》卷二说：“曹元宠梅词‘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用东坡‘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也。徽宗时禁苏学，元宠又近幸臣，而暗用苏句，其所谓掩耳盗铃者。”即使徽宗年间排击元祐党人最坚决的权相蔡京，其宠子蔡绦也与乃父大异其趣。蔡绦撰《西清诗话》，“多用苏轼、黄庭坚之说”（《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九之一三）；撰《铁围山丛谈》，“至于元祐党籍，不置一语，词气之间，颇与其父异趣。于三苏尤极意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铁围山丛谈提要》）
行为与真实喜好、内心认同的脱节，为苏轼文风的流播，留下了可游刃的空间。朝廷的禁令，首先是徽宗君臣自己破坏的。
第三，北宋后期，朝野逐渐形成对苏轼的崇拜之风气，这就使得苏轼的影响深入人心。《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载：徽宗即位初年，“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肩，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这种风气弥漫于徽宗年间社会上下层，包围着朝廷的决策者，影响着他们的判断决策。
北宋崇文抑武，以文为贵，所以，执文坛牛耳者受到社会阶层的普遍崇拜，这已成为北宋社会的一种特征和风尚。这种崇拜和迷恋，有点类似今天“追星族”的痴迷。加上苏轼高尚人格的巨大魅力，这一崇拜愈益深入人心。各阶层对徽宗年间朝政黑暗腐败的不满，使他们对朝廷的禁令更有一种逆反心理。对苏轼的继续崇拜就是他们对抗朝廷的某种表现方式。徽宗年间虽禁“苏学”，然“四海文章慕东坡，皆画其像事之。”（许翰《襄陵文集》卷十一《朝奉大夫充石文殿修撰孙公墓志铭》）
东坡诗文在当时士大夫中间依然悄悄盛行，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甚至以公开的方式主宰着文坛的创作风气，人们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喜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朱弁《风月堂诗话》说：
崇宁、大观间，东坡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阳修）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在这样的社会与文坛风气包围下，三教九流中都不乏苏轼的崇拜者。徽宗迷信道教，便有道士借鬼神进言。《贵耳集》卷上载：
徽考宝箓宫设醮。一日，尝亲临之。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问其故，对曰：“适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毕，始达。”上问曰：“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苏轼也。”上大惊，因是使嫉能之臣谗言不入。
这位道士明显是苏轼的崇拜者，故借机装神弄鬼，以改变徽宗的看法。大约就是受这样类似的影响，徽宗始终对禁绝元祐学术、立元祐党人碑之事惴惴不安。崇宁五年（1106）正月，“彗出西方，其长竟天”。徽宗“以星变避殿损膳，诏求直言。刘逵请碎元祐党人碑，宽上书邪籍之禁，帝从之。夜半遣黄门至朝堂毁石刻。”（《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蔡京擅国》）徽宗的宠信宦官高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徽宗年间皇帝“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对苏轼也多有维护。另一权宦梁师成，干脆攀附苏氏，自言乃苏轼出子，且为苏轼鸣冤，诉于徽宗说：“先臣何罪？”“自是，轼之文乃稍出”（《宋史》卷四百六十八《梁师成传》）。
下层士子、百姓，对禁绝“苏学”的抵触情绪更大，《梁溪漫志》卷七载：
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章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谩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甲收拾上遥宫。”京尹义其人，且畏累己，因阴纵之。
《挥麈第三录》卷二亦载：
九江有碑工李仲宁，刻字甚工，黄太史（庭坚）题其居曰：“瑑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而从其请。
凡此种种，都说明苏轼在当时声誉之隆，诗文流传之广，以及社会各阶层对朝廷禁令的普遍抵触心理。
综上所述，徽宗年间三令五申之禁绝“苏学”已成为一纸空文，由于禁令的反面刺激，反而使苏轼诗文更为流行，更受普遍阶层的欢迎。所以，苏轼对徽宗年间文坛的影响，也就更加广泛而深入人心。
二、四海文章慕东坡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使其创作之抒情达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皆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从抒情达意的角度来说，其主要特征就是极力表现创作主体的自我意识，表达词人独特的人生体验，抒情说理，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这种新的抒情模式已经被北宋后期词人所普遍接受。
1、仕途贬谪失意的愁苦牢骚和力求解脱的旷达情怀北宋后期朝政腐败，党争酷烈，打击异己，不择手段。文人士大夫将所遭遇的人生旅途及仕途之风波险恶，以及由此生发的愤恨感慨，系之于诗，也系之于词，表现为诗、词趋同的发展走势。首先表现在词中的是元祐党人屡遭贬谪、他乡飘零、终至罢免回乡的悲愁苦叹和牢骚不平。
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中文学创作业绩可以与秦观比美者。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四年（1067）登进士第，授叶县尉。元祐初召为秘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后迁著作郎。其时，游苏轼门下。苏轼知贡举，聘黄庭坚为参详官。《神宗实录》成，擢为起居舍人。哲宗绍圣元年(1095)，被控《神宗实录》中的记载有失实之处，贬黄庭坚为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安置黔州(今四川彭水)，再移戎州（今四川宜宾）。崇宁初内迁知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即被罢免，次年编管宜州(今四川宜山)，崇宁四年死于贬所。私谥文节先生。有《山谷琴趣外编》三卷，《全宋词》收录其词190余首。从哲宗绍圣年间贬官到徽宗崇宁年间再度编管宜州，在这短短的近十年时间内，黄庭坚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且多豪放秀逸之作。《念奴娇》代表了他词的主要风格和成就：
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桂影扶疏，谁便道、今夕清辉不足？万里青天，姮娥何处？驾此一轮玉？寒光零乱，为谁偏照醽醁？
年少随我追凉，晚随幽径，绕张园森木。共倒金荷，家万里，难得尊前相属。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载，黄庭坚此词作于戎州。作者在西南地区度过了五年的贬谪生活。这首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对被贬的不满心情。词前有一小序，申明作词经过。又据《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一载，黄庭坚对这首词非常自诩，并说“或以为可继东坡赤壁之歌”。可见，这首词是有意学习苏轼《念奴娇》之豪放词风的。词以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开头三句描绘开阔壮丽的远景：雨后天晴，虹霓出现，秋空如洗，山峦叠翠，状如修眉，一片仲秋景色，衬托出作者开朗与快意的情怀。“桂影”以下六句写初月东升直至皓月当头的过程，其中穿插与月亮有关的神话传说，颇具诗意。末二句从月光转到美酒，为过渡到下片作好准备。下片即景抒情。换头三句点出时间、地点与人物，指出当时是在张宽夫园中与外甥辈欢聚游乐。“共倒金荷”三句借畅饮寻欢暗中反映贬谪万里之外的困顿。“老子平生”六句写心情的旷达并借笛子的吹奏来表达内在的抑郁不平。但是，词人并没有被贬谪期间的愁苦情绪所压垮，也没有一味地牢骚不平，而是努力将自身融入自然和音乐，求得身心的解脱。这首词具有一种抑郁深拙与达观豪迈交织在一起的风格。词写仲秋景色，却没有古诗词中寻常可见的“枫林”、“落木”之类的衰飒景象，有的只是“断虹”、“秋空”、“万里青天”、“一轮玉”、“森木”等等巨大的、色彩鲜明的客观景物。面对这样一些经秋雨洗涤的自然景物，词人又怎能不胸胆开张、精神饱满呢？这样的景物与达观的情感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这首词苍劲、乐观、豪迈的风格。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中说：“黄山谷词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办”；夏敬观《手批山谷词》说“山谷重拙”，这些特点，在这首词里都有所表现。
此前在黔州所作的《定风波》，同样写贬谪的愁苦与不甘消沉的乐观。词云：
万里黔中一漏天，居屋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外蜀江前。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
贬居黔州，阴雨连绵，陋室难以抵挡风雨，生活环境极其艰辛困苦。词人有时也难免有“万里投荒，一身吊影，成何欢意”（《醉蓬莱》）的悲叹，但词人却从未向困难低头，时时均能表现出一种乐观奋进的精神。及至重阳节到来，果然雨过天霁，颇有“回首向来萧瑟处”的豪迈。在困境中顽强生存并努力使自己获得超脱的词人，所依仗的是至老不衰的“气岸”精神。戏马台为项羽所铸，地在徐州。东晋刘裕北征过此，重阳登台大宴佐僚，赋诗为乐，谢瞻与谢灵运各赋诗一首。黄庭坚缅怀古人之气概，无论是作为、还是才华都觉得自己不输古人。“风流犹拍”的气度，读来虎虎有生气。黄庭坚在《鹧鸪天》里曾经这样说：“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词人就是这样倔强地横眉冷对仕途的挫折与人生的磨难。这种倔强使他保持了对生活的信心，乐观与豪迈也因此而生。
崇宁四年，黄庭坚重阳日于宜州城楼宴席间所作的《南乡子》，据说是其绝笔之作，词曰：
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
王暐《道山清话》载：“山谷之在宜州，其年乙酉，即崇年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楼，听边人相语：‘今年当鏖战取封侯’”黄庭坚曾经历过元祐年间的仕途通达，也经历过绍圣年间的被贬远去和作此词时的再度流落，听诸人在宴席间谈论功名，便有无限感慨。往日的抱负和对仕途的热望，都已尽随风雨飘摇而去，只剩得满腹的愤懑与牢骚，借“短笛长歌”来发泄。下阕词人故作通达，认定只有酒味与秋花依然如旧，因此不妨醉酒簪花。但是，最终还是不能排解一肚子的愁苦。苏轼被贬期间，通脱自解，并不沉湎于悲苦之中。其置身于“江上之清风与山中之明月”间时，欣然一笑，荣辱皆忘。黄庭坚个性方面有类似苏轼的地方，他也努力学习老师，欲以登高赏秋、簪花饮酒来缓解内心的苦痛。但是，黄庭坚此时的悲愤情绪过于强烈，他再也没有“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的奔放，他的超脱更多的是故作姿态，并不能真正摆脱愁苦的缠绕，所以，这首词的结尾语意转为沉郁悲凉。以酒浇愁，恐怕是“愁更愁”。白发簪花，这又是多么强烈的反差，多么刺眼的不协调，也将词人的故作姿态展现的淋漓尽致。其实，词人是故意暴露自己的故作姿态，通过这种矛盾、不和谐的动作乃至心理的表现，抒发此刻内心的郁闷不平。黄庭坚在《虞美人》中说：“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这是词人暮年的真实心境。其《西江月》又说：“蚁穴梦魂人世，杨花踪迹风中”，情绪便转向消沉，将一生的荣辱起伏比作一场大梦，如同飘舞于风中的杨花一样，更有往事不堪回首、人生如梦的悲哀。
晁补之是北宋后期作词最多的苏门弟子。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年十七随父赴杭州，谒通判苏轼，自此受知于苏轼。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进士，授潭州司户参军。元祐中曾任太学正、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以秘阁校理出判扬州。苏轼由颍州移知扬州，晁补之“以门弟子佐守”。召还为著作佐郎。绍圣中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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