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与其他大晟词人是北宋词坛的终结者。他们之前的词坛，已经为他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创作经验与启示：从题材内容方面来说，经苏轼“诗化”革新突破，“无意不可入”，同时代作家贺铸又努力将其引导到“比兴深者”的道路上去；从风格类型方面来说，婉约与豪放并存，委婉言情的作风依然是词坛的主流创作倾向，雄放旷逸的作风也如涓涓细流，不绝如缕；从歌词体式方面来说，令、引、近、慢诸体皆备，尤其是慢词兴起之后，迅速获得广大词人的喜爱，与小令一起成为词坛创作的两种主要体式；从审美风貌来说，广大词人逐渐鄙弃俚俗而回归风雅，然中间又经柳永的有意冲击，俚俗词成为词坛不可忽视的创作倾向，并在以后词人创作中多少都得到表现。周邦彦与其他大晟词人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对北宋词坛进行总结，并获得了全面的丰收。他们是北宋词坛沉甸甸果实的收获者，同时也开启了南宋词坛。与北宋任何一种词风及创作群体相比，他们对南宋词坛的影响最为广泛深远。
第一节 清真词风周邦彦是北宋后期最优秀的词人，是大晟词人中最为杰出的一位。他继柳永、苏轼之后，从歌词内部之声律音韵、结构方式、艺术手法等方面改造了北宋词，为南宋词人之创作建立起一套可供寻觅的创作程式。以他的创作为“范式”的清真词风，在南宋词坛最为流行，并汇聚成浩浩荡荡的“雅词”创作潮流。
一、生平经历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有堂名“顾曲”，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周邦彦早年“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宋史·周邦彦传》）。宋神宗元丰初游汴京，为太学生，便享有文名。其后，因献《汴京赋》七千言，称颂熙、丰新法，得到神宗的赏识，由一个普通的太学生而被擢升为太学正，声名一时大振。由于周邦彦与新党关系密切，元祐年间旧党执政时期很不得志，流转各地。先被出为庐州(今安徽合肥)教授，秩满转荆州（今湖北江陵），迁任溧水(今属江苏)县令。哲宗亲政，新党复得势，周邦彦也随之回到京城，任国子监主簿。哲宗欲承继乃父神宗业绩，对获神宗眷顾的士大夫也格外施恩，命周邦彦重进《汴都赋》，授秘书省正字。徽宗即位，周邦彦改除校书郎，历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政和二年(1112)出知隆德府（今山西长治），迁知明州（今浙江宁波）。政和六年（1116）回京，拜秘书监。徽宗也企图承继乃父神宗遗志，对曾获神宗赏识者心存好感，召见周邦彦，再度问起《汴都赋》，周邦彦对答、进表得体，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但周邦彦不善阿谀奉承，与徽宗年间朝廷中谄媚的风气格格不入，所以，在大晟府任职不到半年，没有任何作为即被调离。出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改知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徙知处州（今浙江丽水），未到任，又奉祠提举南京(今河南商丘)鸿庆宫。宣和三年（1121）卒于此。有《清真集》传世，又名《片玉词》，存词206首(本集127首，补遗79首)。
周邦彦生平有两点值得注意者。其一，周邦彦有着出色的艺术天赋、生性浪漫疏放、早年不被乡里所重，这一切都与柳永相似。只是柳永碰上了为人端庄严肃、又欲力矫社会奢靡风俗的仁宗，其不被皇帝看重、终生受到排斥也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周邦彦却幸运地遇上了注重个人才华的神宗，他对新法的颂扬投合了皇帝的脾胃，结果早早就脱颖而出，进入仕途。因此，他一生又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了新旧党派的纷争。其实，周邦彦并无强烈的政治倾向，也并没有执着的政治主张，他是一位生来就与政治无缘的艺术家。随着哲宗、徽宗年间新党的得势，周邦彦在仕途上要比柳永顺畅通达得许多。
其二，关于周邦彦提举大晟府的作用以及在词坛上所发挥的影响，从南宋以来就多道听途说之辞，被人为地加以夸大。如张炎《词源》卷下说：“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而事实上，“大晟乐”修成于崇宁四年（1105），大晟府之“新燕乐”修成于政和三年（1113），周邦彦提举大晟府则在政和六年（1116）末，所以，大晟府的一切音乐创制与周邦彦无关。正因为周邦彦不能适应大晟府的环境与氛围，因此很快被调离。后人以讹传讹，津津乐道周邦彦在大晟府的作用，并加以自己的想象，如明徐师曾《文章明辨序说》称：“周待制（邦彦）领大晟府乐，比切声调，十二律各有篇目。”这一切更是没有史实依据的。关于周邦彦与其他大晟词人的关系以及影响，后文讨论大晟创作群体时还将论及。
二、传统题材的回归正如前言，周邦彦的兴趣、才华、个性都与柳永相似，从事于歌词创作时，所选择的题材、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必然有近似之处。自苏轼以后，北宋多数词人虽然对“诗化”作风还有种种看不习惯，但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苏轼的影响。而周邦彦的兴趣却完全在传统的审美范围之内。仕途的相对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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