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卷。存诗2700多首，词350余首。
二、“以诗为词”的变革在北宋词坛上，苏轼是革新的主将。他打破许多成规，在词中表现了自己自由的个性，被时人归纳为“以诗为词”之变革。“以诗为词”的提出，在当时实际上是对苏轼的一种批评和贬斥。最先提出这种批评的是“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之后，对此发表批评意见的人甚多。综合起来看，所谓“以诗为词”，不外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批评苏轼某些词不合音律；一是批评苏轼词与传统的词风不合。前者，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无咎的话说：“居士词，人谓多不协音律。”彭乘在《墨客挥犀》中说：“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著棋、吃酒、唱曲也。……子瞻之词虽工，而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李清照在她的《词论》（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中对此批评得更加尖锐：“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她在批评了柳永、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以后说：“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所谓“别是一家”，也就是说词要始终保持词本身所具有的特色，不仅要合乎音律，而且要使词不同于诗，不同于文，要别具一格。和李清照差不多同时的李之仪也说：“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跋吴思道小词》）上面所说的“本色”、“别是一家”、“自有一种风格”基本上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词要有其自身的传统风格和特点。苏轼在这一方面并不符合当时词人与批评者的审美口味。然而，恰恰就是这种对传统的突破，体现了苏轼对北宋词坛的卓越贡献。继柳永之后，苏轼给词之创作带来的冲击是最大的，他的创作为以阳刚美著称的豪放词派之产生开拓了先路、奠定了基础。
前面曾经简单介绍过敦煌民间词。在敦煌曲子词里，酒席宴前或花前月下之浅斟低唱的“艳情词”虽然所占比例最大，但并不排斥其它类型题材与风格的歌词之存在，诗与词在题材与风格两方面也没有明显的界限。如《敦煌曲子词》中的《生查子》说：“三尺龙泉剑，匣里无人见。……为国竭忠贞，苦处曾征战。先望立功勋，后见君王面”；又如《献忠心》“生死大唐好”、《浣溪沙》“竭节尽忠扶社稷，指山为盟保乾坤”、《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等等，视野都非常开阔，风格也遒劲有力。但是，随着词这一形式在花前月下之流传，以及传唱于声情婉转歌女之口，词与诗的分界越来越明显，“诗庄词媚”、“诗言志词言情”之文体特征也逐渐深入人心，演变为作家与读者之双重的审美心理期待。词于是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被视为“小道”、“艳科”，其体卑下，再也没有争得跟诗一样同等重要的地位。反映重大社会生活题材的作品只能入诗，而不能用词来写。而且，词之委婉言情的作风也是确定了的，要求获得隐约朦胧的效果。这就极大地限制了词的发展。虽然在唐五代文人词中，也产生过一些具有豪迈气概的作品，入宋以后也不乏某些具有豪放词风的作品，但这毕竟是少数，影响不大，还没有引起词人的广泛注意。苏轼的出现，才打破婉约词统治词坛、独领风骚的局面。
苏轼之所以能以自己的创作打破婉约词统治词坛的历史局面，并由此而为豪放词派的产生奠定基础，这是由多种原因和条件促成的。首先，是词的内部创作积累的一个过程。敦煌民间词之视野开阔、风格遒劲的作品在以后的文人创作之中虽然逐渐湮没，但是始终不绝如缕。如中唐诗人韦应物、戴叔伦的两首《调笑令》描写边塞景象，韦云：“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戴云：“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苍劲空旷，与唐人边塞诗血脉相通。到了“花间词人”手中，偶尔还是有超出“艳情”以外的创作。鹿虔扆《临江仙》说：“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痛悼亡国，悲苦已绝。毛文锡《甘州遍》说：“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战马血沾蹄。破番奚。凤凰诏下，步步蹑丹梯。”写边塞的景色与建功报国的热望，情绪昂扬。南唐词人李煜更是用直抒胸臆的手法将内心“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般的愁苦滔滔不绝地倾泻出来，改变了婉约“代言”的作风。入宋以来，文人的仕途开拓了，视野也随之开阔。举凡宦海风波、人生感慨、个人志向、怀古咏史等等，都可以拿来入词，而且写得气象万千，气度非凡。如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欧阳修的《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目）等，上文曾经详细例举过，不再赘言。词的内部的这一系列创作经验积累，为苏轼的词风转移做好了充分的开拓和铺垫工作。
其次，是文学发展“求新”、“求变”规律之必然结果。就人们的审美心理而言，“喜新厌旧”是一条普遍的规律。所以，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他们都期待着文学创作的“求新”、“求变”，特别是天赋异常、个性突出的作家，更是期待着自己能够独辟蹊径，自成一格。这就是历代文学样式不断更新、题材不断开拓扩大、风格不断推陈出新的根本原因。从词的产生到苏轼的出现，已经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了。但就其大致内容而言，始终没有超越闺阁庭园之景与相思离别之情的范围；就其基本风格而言，也始终没有超越委婉隐约、缠绵悱恻的框框。比之诗歌，词的题材和风格实在是过分狭窄、拘束了。柳永大量创制慢词，风格更加民间化、通俗化，不过在内容上的开拓并不太多，婉转言情的作风也没有显著地改变。长此以往，词的创作之路越走越窄，必然会被导入“死胡同”。到了苏轼登上词坛的年月，词已经不得不进行改革，否则就会停顿，便没有希望。苏轼的革新就是这一文学创作规律所驱使的必然。
第三，是苏轼个人的作用，把诗文革新精神带到词坛上来的是苏轼。苏轼是一位极富变革精神的文学家。26岁时他便向皇帝上《进策》25篇、《进论》25篇，分析了现实政治，提出全面革新朝政的主张。在散文创作领域，他承继欧阳修“古文运动”的推陈出新精神，倡导创作时“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随性情所至，自由表达，挥洒淋漓，以达到“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同前）的艺术效果。在诗歌创作领域，他同样不拘一格，袒露心胸，“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以至于“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瓯北诗话》）。继欧阳修之后，苏轼最终完成了诗文革新运动。苏轼是这样一位极其个性化的、天赋极高的、富有革新精神的作家，在词的创作领域，他当然也不甘心简单地沿袭、模仿前人，不甘心委屈自己去适应“艳情”、“隐约”等传统的创作框框，不甘心居柳永等名噪一时的词人之下。他将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入词的创作领域，追求别具一格的艺术表现，成为北宋词坛最具变革精神的词人。正如许昂霄《词综偶评》中所说：“子瞻自评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唯词亦然。”以下从三个方面看苏轼“以诗为词”革新的成果。
1、以诗的内容与题材入词诗、词的内容与题材初无区别，只是在创作、传播过程中逐渐分道扬镳，以至各自严守“诗言志词言情”的界限。柳永、李清照等人诗、词的内容题材皆判然有别。苏轼以前，一些不甘心受此局限的有个性的作家也尝试着突破，不过，他们的突破总是零星的，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产生广泛的影响。苏轼是第一位对词的内容题材做了大面积改变的作家，引起了当时词坛的震动。
首先，苏轼以词抒写了爱国的豪情壮志。北宋内忧外患交织，尤其西夏、北辽的边患威胁，始终令北宋统治者寝食难安。每一位有志于现实的文人士大夫当然也牵挂着这一切，期望自己建功报国，有所作为。苏轼活跃于政坛的年代，边塞矛盾集中在防御西夏的入侵方面。苏轼在词中就涉及到这方面内容，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说：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冬。当时苏轼因与新政不合，主动要求外放，任密州知州。密州在今山东诸城。作者身在东海一隅，但他的心却时刻关怀着祖国西北的安全。这首词反映了作者维护祖国统一、反对西夏入侵的强烈愿望。北宋王朝长期以来对辽和西夏的威胁采取妥协投降的错误政策。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王朝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每年给辽“岁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之后，仁宗庆历四年（1044），与西夏也如法炮制，签订“和约”，每年给西夏“岁币”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这种妥协的结果，一方面只是短时期地缓和了边境上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给以大国自居的北宋士大夫极大的心理挫折，认其为莫大耻辱。有志之士对此念念不忘。苏轼痛感辽和西夏对祖国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于是，很自然地从射猎联想到要抗击入侵之敌，以保卫边地安全。词的爱国思想是明显而又强烈的。
题为“密州出猎”，所以全词紧紧围绕着“出猎”展开笔墨。上片写出猎的盛况。词人以“老夫”自居，其实这时候苏轼还不到四十岁，词人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之后，心理上已经产生一定的疲惫感。但是，词人毕竟处在盛年，自求外放也不是贬谪受罚，所以，豪迈之情随即发生，“少年”的豪壮与狂态不减，左牵黄犬，右擎苍鹰，千骑卷过平冈，到郊外“出猎”。太守的身后则是大队人马簇拥，倾城出动，盛况空前。足见苏轼在当地政绩之佳，深得民心。词人的“出猎”，既是为了一抒胸中豪情，又是为了报答百姓的厚爱。这一切出自词人的观察和想象，充分表明了词人政治上的自信心。这何尝不是曲折地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做辩解？下片写自己宏阔的胸襟、澎湃的激情、杀敌卫国的斗志。词人开怀畅饮，壮志凌云，以“鬓微霜，又何妨”否定了“老夫”之说，剩下来的只有“少年”的豪气。词人以汉文帝时的魏尚自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起用。据《史记·冯唐列传》载，云中（今山西西北一部与内蒙托克托县）太守魏尚杀敌有功，但多报了杀敌人数六名，因而获罪削职。冯唐对皇帝陈说魏尚有功可用，汉文帝刘恒便派冯唐持符节去云中赦魏尚罪，恢复了魏的职务。苏轼是因为反对新政而外放的，其境遇与魏尚有某些相似之处，故而以魏自比。他盼望朝廷能派冯唐这样的使臣持节密州，使自己重新得到重用，以便能为国效忠。届时可以“西北望，射天狼”，而不是用于游戏“出猎”。
这首词联想丰富而又切合实际。作者通过出猎联想到北方与西北的敌人，通过词人艺术想象，一次普通的出猎活动便变成一次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武装演习。古人时常用“出猎”代替军事演习，苏轼的作为恐怕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因此爱国的豪情随之产生。古代描写狩猎活动的诗歌为数不少，名作如林，人们比较熟悉的有王维的《观猎》、韩愈的《雉带箭》等。这些作品主要是写射猎的场面，写射猎者武艺高强，射击的准确，观众的叹服等。苏轼此词却有所不同。这首词实中有虚，以实带虚，虚实相生。作者把“倾城随太守”的壮阔场面与保卫国家的战斗联系起来。他射击的目标不仅仅是眼前真实的猎物，同时，他还把目光瞄向千里之外的敌人──“天狼”。这里的“天狼”，不能只理解为地处西北的西夏，它同时还包括北方的辽。词中所表现出的爱国思想与豪放风格均产生于此。正是这首词的出现，才奠定了苏轼的豪放词风，使豪放词和豪放词派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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