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汪洋大波，最终改变了歌词的气质。诗歌常用的诸多创作手法、技巧也被引入歌词，最为典型的是以议论入词。宋人诗歌好发议论，苏轼诗中就有很突出的表现。这种手法也被常常运用到苏轼词的创作之中。除了上述的说禅说理词以外，又如：“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满庭芳》）“不独笑书生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满江红》）“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沁园春》）“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临江仙》）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等，就更加脍炙人口，传播广泛了。
苏轼词筚路蓝缕的开拓，同时也给词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例如，他的词不再强调对音乐的依附性，使词朝着独立抒情诗体的方向发展，同时也是消融了词的音乐特征，使诗词逐渐合流。词的独特审美特征一经消解，就不可能再引起读者的特殊兴趣，这是南宋词渐渐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苏轼词个别篇章、辞句，奔放有余，含蓄不足，遂开南宋粗豪叫嚣一派。沈义父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乐府指迷》）透露了个中消息。周济因此说：“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矣。”（《介存斋论词杂著》）周济所看重的是保留着“韶秀”独特韵味的词作。
总的看来，苏轼词的“诗化”革新是成功的。他通过自己的创作，打破了诗与词在内容和题材上的严格界限，适应了诗、词合流这一历史的必然趋势。苏轼的大胆探讨，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成功与失败两方面的经验，在形式与技术方面丰富了词的表现能力。所以，尽管具有清雄旷达词风的作品在现存苏轼词中为数并不甚多，但它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文学史上具有开宗立派的历史性作用。
苏轼别开生面的创作，是北宋词之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苏轼的开宗立派，对同时以及后来的作家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北宋后期词人对苏轼词的肯定还是零散的，只言片语的，如黄庭坚称赞苏轼词“超逸绝尘”，晁补之称赞苏轼词“横放杰出”等等。到了南宋，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变，家国面临危难沦亡之际，词人内心的慷慨悲愤之气需要抒发，苏轼词的巨大影响立即显示出来。同时，苏轼词也获得南宋词人、词论家的一致肯定。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二中也肯定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六中称赞说：苏轼词“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也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这就是说，苏轼打破了词的狭窄的樊篱，为长短句歌词注入了新的生命，激发起豪杰志士的爱国激情。所以，在“靖康之乱”以及其后宋、金对峙的漫长历史时期（包括元灭南宋前后），爱国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并成为词史上永世不衰的优良传统。张元干、张孝祥、陈亮、辛弃疾、刘过、刘克庄、刘辰翁无不深受苏轼的影响。直至清代，陈维崧、曹贞吉、顾贞观、蒋士铨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苏轼的启发。
宋前后），爱国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并成为词史上永世不衰的优良传统。张元干、张孝祥、陈亮、辛弃疾、刘过、刘克庄、刘辰翁无不深受苏轼的影响。直至清代，陈维崧、曹贞吉、顾贞观、蒋士铨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苏轼的启发。
第二节 苏门创作群体苏轼词“诗化”之变革，在北宋中后期词坛发挥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苏轼不仅通过自己的创作来扩大词的内容，丰富词的表现手法，开创豪放词风，同时他还以巨大的热情来从事人材的培养工作。苏轼提携晚辈，殷勤备至。在苏轼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北宋后期许多有成就的词人都曾经获得过苏轼的指点帮助，苏轼的词风对他们有着深远的影响。
与苏轼关系最密切的是“苏门四学士”与“苏门六君子”。“四学士”指的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六君子”是在四学士之外、再加陈师道与李廌。在此六人之中，秦观的词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然其词风接近柳永，张耒词虽少而风貌亦不同于苏轼，这些前文已经有过介绍。其他几位作家，或多或少都接受了苏轼“诗化”词风的影响。此外，贺铸、李之仪、毛滂、葛胜仲、王安中、吴则礼、叶梦得、唐庚等等众多作家，其创作都有着向苏轼“诗化”靠拢的倾向。委婉缠绵的艳情词是北宋词的主流创作倾向，这是没有疑义的。一些学者从挖掘宋词思想意义的角度出发，弘扬苏轼豪迈奔放、极富个性的词作，或揄扬过当。另外一些学者从否定苏轼开创“豪放派”的角度立论，以简单的数字统计抹杀苏轼词的影响，同样有失公允。仔细考察北宋词坛的创作流变，就能发现苏轼的创作对其周围词人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在苏轼去世之后、北宋灭亡之前这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影响更是十分广泛且深远。
这二十多年正是徽宗在位期间。徽宗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他的引导和影响下，这一时期词坛之创作也呈现出多种创作倾向并存、丰富多彩的局面。其中，苏轼词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覆盖面极为广泛，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创作力量。南渡以后苏轼词风被发扬光大，即酝酿于此。但是，由于哲宗亲政与徽宗在位年间禁绝“苏学”的表面现象，以及词人这方面创作之松散零星，词史上对这一段苏词的影响总是略而不论。
一、十年呵禁烦神护讨论苏轼词在北宋中后期的影响，首先遇到的是哲宗亲政与徽宗在位年间禁绝“苏学”的问题。
哲宗于元祐末年亲政，因为不满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期间自己形同傀儡，执政的旧党大臣无视他的个人意志，于是接受新党的“绍述”之说，决心全面恢复其父神宗的新政，起用新党，贬斥旧党。旧党中的头面人物纷纷被贬官远谪，苏轼兄弟皆首当其冲。苏轼因此接连被贬谪到惠州、儋州，晚年在贬所度过。
徽宗继位以后曾一度放松对旧党人士的迫害打击。然而，徽宗崇宁元年（1102）朝廷复追贬元祐党人，禁元祐学术，对“苏学”迫害打击的序幕也全面拉开。崇宁二年四月，诏毁三苏、黄庭坚、秦观诸人文集，而且，“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崇宁三年和宣和六年（1124），朝廷又两度重申除毁苏轼诸人文集的禁令。一时间，朝野谈“苏”色变，苏轼“平日门下客皆讳而自匿，惟恐人知之。”（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二十《书杨子耕所藏李端叔帖》）朝廷的禁令，似乎从客观上限制了“苏学”的传播，牵累到人们对苏轼文风的学习与模仿。
但是，在生活实际中，数纸禁令完全无法根除人们心目中崇敬的苏轼，也无法抵御苏轼创作在北宋文坛所掀起的狂风巨浪。苏轼对徽宗年间文坛的影响，由显而隐，无处不在。苏轼诗词文章在北宋后期继续发挥其魅力，大约有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一小部分端正刚直的苏门子弟和士大夫并不掩饰自己对苏轼人品、文章的景仰之情，他们对抗朝廷的文化禁令，公开学习、承继苏轼文风。北宋文网相对宽松，为他们提供了一块喘息之地。其中以苏轼门人李之仪作为最为倔强。李之仪（1048-？），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沧州无棣(今属山东)人，后徙楚州山阳（今江苏淮安）。英宗治平年间进士，为万全县令。曾从军西北，出使高丽。元祐初结识苏轼，在诗文创作方面时时得苏轼指点。元祐末苏轼知定州时，请以李之仪佐幕府。哲宗元符年间，受苏轼牵累，诏勒停。徽宗年间，李之仪又屡遭贬谪，且曾身陷囹圄，最后被贬到太平州(今安徽省涂县)。但李之仪依然不变初衷。赵鼎臣称赞说：“如端叔之徒，始终不负公（苏轼）者，盖不过三数人。”（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二十《书杨子耕所藏李端叔帖》）赵鼎臣与苏轼有过诗文交往，赵文作于宣和三年（1121），正是朝廷对苏文重申禁令期间，所以，赵鼎臣对李之仪的赞赏，同样反映出部分士大夫对苏轼的崇尚态度。
“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在徽宗即位初获知苏轼病逝的消息，作祭文痛悼说：“间关岭海，九死归来，何嗟及矣，梁木其摧！”（《鸡肋集》卷六十一《祭端明苏公文》）崇宁年间党论复起，晁补之便归隐金乡家园，葺归来园，超然尘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被苏轼推许为“张耒、秦观之流”的李廌，也作文祭苏轼说：“皇天后土，监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李廌传》）徽宗年间，李廌便绝意进取，定居长社（在今河南长葛县）。当时另外一位著名诗人李商老（彭），题诗嘲讽朝廷下旨除毁东坡书撰之碑碣榜额一事，曰：“笔底飓风吹海波，榜悬郁郁照岩阿。十年呵禁烦神护，奈尔焚柎灭札何？”（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
人们时而将对苏轼崇敬的情感转移为对其子女的呵护，苏轼之子苏过因此受惠不少。《挥麈后录》卷八载：“苏叔党以党禁屏处颍昌，极无憀，有泗州招信士人李植元秀者乡风慕义，岁一过之，必迟徊以师资焉，且致馈饷甚腆，叔党怀之。宣和末，向伯恭出为淮漕，自京师枉道以访叔党，留连请委，叔党道李之义风，而属其左顾之。伯恭入境，首令访问，加礼以待。”向之湮是南北宋之交的重要词人，词风深受苏轼影响。
第二，徽宗以及周围的亲信、近臣，多有喜欢苏轼诗词文章者，在不知不觉中同样接受了苏轼的影响。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一份对苏轼的崇敬之情。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们严厉禁绝“元祐之学”，这种决策行为并没有真正得到他们自己内心的认同，所以，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禁令就从来也没有被认真贯彻实施过。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
政和间大臣有不能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禁科。故事，进士闻喜宴例赐诗，以为宠。自何丞相文缜榜后，遂不复赐，易诏书，以示训诫。……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将作诗也当成元祐之学加以禁绝，未免荒唐。徽宗自己就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时时不免“技痒”，阿谀者乘机投其所好，禁令就成为一纸空文。
仔细推敲起来，徽宗本人也与元祐之学有割不断的联系。徽宗初与“王晋卿侁、宗室大年令穰往来，二人者皆善作文辞，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故祐陵（徽宗）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一）徽宗于艺术创作原有一份极高的天赋，苏、黄之作皆为当代精品，以徽宗的审美层次，自然也会好之如鹜。
徽宗喜好文学，亲信近臣中多能文之士或文学侍臣，他们受苏轼的影响更为普遍，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王安中。王安中（1076-1134），字履道，中山曲阳（今属山西）人。早年学于苏轼、晁说之，元符三年（1100）登进士第。徽宗在位时，极得信任，累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翰林学士、尚书右丞，官至检校太保、大名府尹。然王安中少时曾师事苏轼，徽宗年间虽谄事宦官梁师成、权贵蔡攸以进，奔竞无耻，而“其诗文丰润凝重，颇不类其为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初寮集提要》）南宋初周必大也评价说：“时方讳言苏学，而公（王安中）已潜启其秘钥。”并进而推许王安中为“苏学”的承继者：“黄、张、晁、秦既没，系文统、接坠绪，谁出公右？岂止袭其佩、裳其环而已。”（《初寮集》卷首《序》）《艺苑雌黄》也有同样的评价：“宣政间，忌苏黄之学，而又暗用之。王初寮阴用东坡，韩子苍阴学山谷。”（转引自沈雄《古今词话》上卷）另一位深得徽宗欢心的文学侍臣曹组，其子曹勋追忆说：“东坡谓先公深于明经、史学。”（《松隐集》卷十一）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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