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眼前这些仿佛在夜间蜿蜒的龙，使她入迷，使她神魂颠倒。过去，火车一般意味着带她逃跑。而这辆火车却带着她向前。她知道自己必须返回纽约，不是为了上课或去做化学实验，而是为了去找威尔伯医生。
西碧尔努力想象在她离开纽约期间会发生什么事：与医生每天见面的固定约会完蛋了，医生可能在想方设法地寻找她，更主要的是医生会猜测到什么事而对她灰心失望。
西碧尔把这些烦人的想法统统撇到一边。自从上车以来，她心境就十分平静，再不能沉溺于空想、自责和懊恼的情绪之中了。
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回想她第一次见威尔伯医生时的有关情况，想得那么专注，一直想到火车抵达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
西碧尔，1945年夏天时，年纪二十二岁，情绪绝望地与她父母（威拉德和亨莉埃塔）同住。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对西碧尔来说，她的内心世界似乎也处于交战状态，不是普通说说的神经质问题，而是某种特殊意义的神经质问题，那些自幼就折磨她的神经症状已经愈来愈甚。她在中西部师范学院主攻艺术，而学院当局在去年六月竟把她送回家来，并交代说：除非精神病科大夫认可，否则就别回学院去念书。学院的护士，名叫格温·厄普代克，不敢让她单身上车，还陪着她一起回家。西碧尔原先从事学术事业就难以应付，回家以后，她的父母立刻变得冷漠无情，西碧尔在处理自己与双親的关系方面更加束手无策，结果，她的症状只能愈来愈重。1945年8月，西碧尔开始认真地寻求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已经牵累她一生，但，包括她自己在内，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怀着这样的心情，西碧尔第一次去见林恩·汤普森·霍尔医师，这是她母親的医生，而且去看病的是肚子发涨的母親，西碧尔则以患者女儿的身份作陪。但在对霍尔医生谈及她母親时，西碧尔在很短的一瞬间竟希望他能问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她喜欢这位身材高大、话语温柔的霍尔医生。而且她知道自己最喜欢他的是他把她当作一个聪明的成年人。但是实情却足以令人不安。二十二岁了，她具备了成年人的资格。智商170，根据标准，也够得上聪明的水平。可是，她在母親甚至父親身边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聪明的成年人。在她出生时，父母双双都已四十岁。从她记事起，她就看见母親头上有花白头发。她认为父母与自己之间存在着两代（而不是仅仅一代）的代沟。加上她又是一个独生女儿，所以在父母面前永远是个孩子，永远不会长大。
西碧尔想直接同霍尔医生联系。第一次去时，她真希望他会问她：“你有什么不舒服啊？我能帮你什么忙呢？”三天后第二次去时，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了。但当她陪着母親坐在拥挤不堪的候诊室内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待时（由于战争的缘故，当时医生很少），她的勇气便化为乌有了。实在没有理由认为霍尔医生会问她病情，这一点她明白。
终于轮到她母親就诊了。由于母親的坚持，医生在做检查时，西碧尔始终在场。当母女两人和医生走出检查室时，霍尔医生把她带过一边，说：“我想在诊室跟你谈一谈，多塞特小姐。”西碧尔跟随霍尔医生去诊室时，她母親去化妆室了。
西碧尔惊奇的是医生并没有谈她母親的病情，他坐在转椅上，瞅着西碧尔，直截了当地问道：“多塞特小姐，你又瘦又苍白，有什么不舒服吗？”他顿了顿又问：“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她盼望发生的事，果真发生了，但她却很忧虑。虽然她渴望有这次机会，机会真来时，又令人大惑不解。霍尔医生怎么能猜出她的愿望呢？他居然会本能地听到她紧闭心中的企求，简直不可思议。人们早就称他是聪敏的医生、奥马哈市最优秀的内科大夫，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一切。
西碧尔突然想起霍尔医生在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后，正在等着她的答复，现在没有时间容她沉思冥想。她慢吞吞地回答道：“噢，我身体方面倒没有什么大的不舒服，医生。”她极度渴望他的帮助，但又怕告诉他太多，于是又说了几句：“我只是有些神经质，我在学院里神经质闹得厉害，所以他们送我回家，等我好了再回学校。”
霍尔医生注意地听着。西碧尔感到他是真心想帮助她。但由于她总是把自己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她不理解霍尔医生为什么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这么说，你现在不在学校念书，”医生问道：“那你在干什么？”
“在一家初级中学教书，”她答道。她尽管不是大学毕业生，但仍然能当教员，原因是战时教员短缺。
“原来如此，”霍尔医生说：“你提到的神经质，有哪些表现呢？”
这个问题把她吓着了。有哪些表现？这正是她不愿讲的事情。不管霍尔医生多么想帮助她，不管她多么渴望得到他的帮助她仍是无法告诉他。她从来就不可能让别人知道这方面的事。即使她愿意这样做，她也做不到。有一种邪恶的力量笼罩着她的生活，使她与众不同。但这是什么力量，连她自己也说不出，道不明。
西碧尔只是说：“我知道我必须找一位精神病科大夫看一看。”这句话，她自己都觉得有点花言巧语，但她很难从霍尔医生的脸上看出什么反应。他毫不惊奇，也不作任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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