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碧尔没有发生什么波折，便第二次来到威尔伯的诊所。等她步出大厦时，忽然想起母親还在邻近的布兰代斯百货公司等她哩。海蒂·多塞特由于不能陪女儿去见医生而灰心丧气，竟把女儿一直送到大厦的电梯边。
“我在布兰代斯百货公司等你，”海蒂在电梯门口嘱咐道。这是历来如此的相互依存关系：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西碧尔迈着缓慢的步伐，顺从地走进布兰代斯百货公司，一眼就看到母親瘦瘦的身材、高傲的仪态和满头的白发。母親见了面的第一句话便是：“大夫提起过我吗？”虽然是询问，可带着查问的口气。
“她什么也没有说，”西碧尔答道。
“好，走吧，”她母親烦躁起来。
“我想去一下图书馆，”西碧尔说道。
“可以啊，”她母親同意道，“我也想借一本书哩。”
在哈尼街的图书馆，西碧尔和母親分赴不同的书架，后来在借书台相遇。西碧尔拿了一本西德尼·霍华德写的《银索》。
“你这是什么书啊？”母親问道。
“是个剧本，”西碧尔答道。“威尔伯医生要我看的。”
这天晚上，西碧尔做晚饭，后来又洗盘子，她母親一直坐在那里看《银索》。看完以后，她评论道：“我不明白威尔伯医生为什么要你看这东西。它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威拉德·多塞特在其妻女两人讲话时始终一言不发，默默地琢磨几个问题。他很勉强同意西碧尔去做治疗，因为自从西碧尔被送回家来，他就明白早晚得做些什么事。尽管他不敢肯定去精神病科是否是出路，但也愿意试试。然而现在他疑惑了，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呢？
治疗是在8月10日开始的，每周一次，1945年整个夏天和初秋都在做治疗。对多塞特一家来说，这个时期是观望和担心的日子。
每次西碧尔从威尔伯医生诊所回家，她父母就象贪婪的秃鹰似地急不可待了。“她说我们一些什么话？”他们有时争先恐后地问，有时异口同声地问，“她还说了些什么？”但从来不问：“你现在好吗？”或“情况怎么样啊？”也从来不象西碧尔衷心希望的那样——哑口无言，一语不发。治疗本身就够痛苦的了，何况还有家庭的审问。
“你把自己打倒啦，”医生告诉西碧尔。“你很少想到自己。这种情感是不自在的，所以你就责备别人不喜欢你。”
另一个主题是：“你是一个天才，但过于认真。太认真了。你需要更多的社会生活。”
还有一个主题是：“你什么时候才发脾气呢？”
威尔伯医生劝告她：“离开家，到纽约或芝加哥去。在那里，你可以遇到跟你一样喜欢艺术的人。走吧。”
西碧尔希望自己能办到。她在家中所感到的心神不安，在治疗开始后已经益发变本加厉了。
医生认为西碧尔需要更多的社会生活的那番评论，把她的母親深深地激怒了。
“瞧，”她母親在知道以后轻蔑地宣告道，“这几年我说什么来着？我的诊断有错吗？你为什么不把钱统统给我，让我告诉你有什么问题呢？”
西碧尔的父母，解剖那医生所说的话，还批评医生本人。威尔伯医生抽烟，正派女人是不抽烟的，正派男人也不抽。她哪家教堂也不去。总而言之，西碧尔的父母不信任这位医生，而且把这一点说出口来。他们一向对女儿占上风，现在还想占上风。她母親，看什么事物都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把威尔伯医生说得一无是处。根据海蒂的训诲，不管是不是大夫，只要不按她的心意办事，就一切都错。
她母親对威尔伯医生的态度并不足怪。但她父親的态度却使她大吃一惊。西碧尔本以为他比较客观，比较通情达理，即使对医生不满，也会认定威尔伯可能是个好大夫。可是，西碧尔很快就发现她父親决不可能对威尔伯医生的意见或劝告不抵触，因为二者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医生与她父母分属两个世界。
“威尔伯医生并不是真地关心你，”她母親反复警告道：“她现在教了你一件事。当她能利用你的时候，她还会教你另外一些不同的事哩。你要记住，小姐，如果你告诉她你不爱自己的親生母親，她就会冲着你来了。”
西碧尔要向母親保证她决不会这样说，因为这不是真的。“我爱你，母親，我真的爱你，”西碧尔一再肯定地说。
总的情况一直这样可怕。西碧尔渴望自己好起来，但家中的情景无益有害。然而又毫无出路。对于威尔伯医生以及她进行的治疗，西碧尔是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说了，就惹来麻烦。不说吧，父母親就说她喜怒无常，性情多变。尽管他们过去早就多次说她有这毛病，但现在却说是威尔伯医生对此负有责任。“她会使你发疯，”她母親警告她，“然后他们就把你送到医院去，因为大夫们就是这样搞钱的。”
对比之下，外人(无论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西碧尔去就医的)反而都说她有了显著好转。但每当外人提到此事，她母親便大加嘲笑。她父親也是似听非听，不当回事。她母親一再用这样的话为他洗脑：她之所以见好是因为她长大的缘故；任何人长大了，懂事了，总是会有见识的。西碧尔觉得如果母親不向父親灌输这种想法，父親本可以头脑清醒的。西碧尔已经22岁，但她母親谈到女儿这一段时不象是谈一个成年人，而是在讲一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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