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教徒把佛老并称曰二氏，排斥为异端，这是很可笑的。据我看来，道儒法三家原只是一气化三清，是一个人的可能的三样态度，略有消极积极之分，却不是绝对对立的门户，至少在中间的儒家对于左右两家总不能那么歧视。我们且不拉扯书本子上的证据，说什么孔子问礼于老聃，或是荀卿出于孔门等等，现在只用我们自己来做譬喻，就可以明白。假如我们不负治国的责任，对于国事也非全不关心，那么这时的态度容易是儒家的，发些合理的半高调，虽然大抵不违背物理人情，却是难以实行，至多也是律己有余而治人不足，我看一部《论语》便是如此，他是哲人的语录，可以做我们个人持己待人的指针，但决不是什么政治哲学。略为消极一点，觉得国事无可为，人生多忧患，便退一步愿以不才得终天年，入于道家，如《论语》所记的隐逸是也。又或积极起来，挺身出来办事，那么那一套书房里的高尚的中庸理论也须得放下，要求有实效一定非严格的法治不可，那就入于法家了。《论语·为政第二》云：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后者是儒家的理想，前者是法家的办法，孔子说得显有高下，但是到得实行起来还只有前面这一个法子，如历史上所见，就只差没有法家的那么真正严格的精神，所以成绩也就很差了。据《史记》四十九《孔子世家》云：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那么他老人家自己也要行使法家手段了，本来管理行政司法与教书时候不相同，手段自然亦不能相同也。还有好玩的是他别一方面与那些隐逸们的关系。我曾说过，中国的隐逸大都是政治的，与外国的是宗教的迥异。他们有一肚子理想，但看得社会浑浊无可施为，便只安分去做个农工，不再来多管，见了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却是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想了方法要留住他，看晨门接舆等六人的言动虽然冷热不同，全都是好意，毫没有歧视的意味，孔子的应付也是如此，都是颇有意思的事。如接舆歌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正是朋友极有情意的劝告之词，孔子下，欲与之言，与对于桓魋的蔑视，对于阳货的敷衍，态度全不相同，正是好例。因此我想儒法道三家本是一起的，那么妄分门户实在是不必要，从前儒教徒那样的说无非想要统制思想，定于一尊，到了现在我想大家应该都不再相信了罢。至于佛教那是宗教，与上述中国思想稍有距离，若论方向则其积极实尚在法家之上，盖宗教与社会主义同样的对于生活有一绝大的要求，不过理想的乐国一个是在天上，一个即在地上，略为不同而已。宗教与主义的信徒的勇猛精进是大可佩服的事，岂普通儒教徒所能及其万一，儒本非宗教，其此思想者正当应称儒家，今呼为儒教徒者，乃谓未必有儒家思想而挂此招牌之吃教者流也。
借阅《赌棋山庄笔记》，第二种为《藤阴客赘》，有一节云：
“洪容斋曰，韩文公《送孟东野序》曰，物不得其平则鸣。然其文云，在唐虞时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之以鸣，夔假于韶以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又云，天将和其声而鸣国家之盛。然则非所谓不得其平也。（《容斋随笔》四）余谓不止此也。篇中又云，以鸟鸣春，以虫鸣秋。夫虫鸟应时发声，未必中有不平，诚如所言，则彼反舌无声，飞蝴不语，可谓得其平耶。究之此文微涉纤巧附会，本非上乘文字，世因出韩公不敢议耳。”
世间称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人云亦云的不知说了多少年，很少有人怀疑，这是绝可怪的事。谢枚如是林琴南之师，却能跳出八家的圈子，这里批评韩文的纰谬尤有识力，殊不易得。八代之衰的问题我也不大清楚，但只觉得韩退之留赠后人有两种恶影响，流泽孔长，至今未艾。简单的说，可以云一是道，一是文。本来道即是一条路，如殊途而同归，不妨各道其道，则道之为物原无什么不好。韩退之的道乃是有统的，他自己辟佛却中了衣钵的迷，以为吾家周公三吐哺的那只铁碗在周朝转了两个手之后一下子就掉落在他手里，他就成了正宗的教长，努力于统制思想，其为后世在朝以及在野的法西斯派所喜欢者正以此故，我们翻过来看就可以知道这是如何有害于思想的自由发展的了。但是现在我们所要谈的还是在文这一方面。韩退之的文算是八家中的顶呱呱叫的，但是他到底如何好法呢？文中的思想属于道这问题里，今且不管，只谈他的文章，即以上述《送孟东野序》为例。这并不是一篇没有名的古文，大约《古文观止》等书里一定是有的，只可惜我这里一时无可查考。可是，如洪谢二君所说，头一句脍炙人口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与下文对照便说不通，前后意思都相冲突，殊欠妥贴。金圣叹批《才子必读书》在卷十一也收此文，批曰，只用一鸣字，跳跃到底，如龙之变化，屈伸于天。圣叹的批是好意，我却在同一地方看出其极不行处，盖即此是文字的游戏，如说急口令似的，如唱戏似的，只图声调好听，全不管意思说的如何，古文与八股这里正相通，因此为世人所喜爱，亦即其最不堪的地方也。《赌棋山庄笔记》之三《稗贩杂录》卷一有云：
“作文喜学通套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