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林杀死或者活捉入侵者，他们要穆斯林一定不要和侵略者合作，以防丧失了信仰（伊玛尼）。［66］
在此期间倭里汗攻下英吉沙尔的回城，周围地方的城镇和乡村就与入侵者共命运了。当倭里汗派遣大约七千人分两路攻打叶尔羌时，庆英的士兵迫使和卓的西路纵队撤退，但是东路纵队却对回城发起了突袭。在这时黑山派的徒众远多过白山派的信徒；另外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另一支穆扎德派的地方领袖（一个名叫阿卜杜尔·拉赫曼·哈达拉特的人）也有很多追随者。老百姓和克什米尔商人就协助驻军抵抗入侵者，结果，倭里汗的军队未能得逞。
在战争中受害最大的也许要数东干人了，他们受到双方的猜疑，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信奉另一种教派，即和卓穆罕默德·舍里甫·彼尔（死于1555—1556年或1566年，葬于叶尔羌）的乌瓦依什亚派，这一派最大的力量在伊犁的东干人和塔兰奇人中间。例如，倭里汗的党羽也把东干人以异教徒论处而杀害他们。从处理阿道夫·封·什拉琴威特四个伙伴的方式中还可以看出和卓的宗教政治倾向。叶尔羌的穆罕默德·阿明是一个东突厥斯坦人，他只不过被关了禁闭。克什米尔的穆斯林阿布杜拉是“一个印度人”，被卖给一个叶尔羌人为奴，价值二十五卢比。布哈拉犹太人摩拉达为了活命而改信了伊斯兰教，并获准与穆罕默德·阿明一起入狱，第四个伙伴是一个西藏人，因为属于中国“种族”而被处决。［67］
不久清朝援兵从巴尔楚克前来迎击侵略者，此时包围叶尔羌的入侵军已达数万人。［68］ 清军获胜，打垮了侵略者，击毙约七百人。叶尔羌在被困约七十天以后被解围，英吉沙尔在被围百余天后也得到解围。在喀什噶尔，倭里汗的军队没有交战就逃走了。他的占领为时不到四个月。
清朝传令嘉奖西迪克比（或伯克），此人是塔什密里克的土拉吉尔钦察部柯勒克孜阿奇木伯克的后代，因为他协助平定了骚乱，并对倭里汗的同情者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其余的人当中，当局处死了沙土克·布格拉汗陵墓的护陵人米尔·阿赫麦德·谢赫和他的长子。表面上是因为谢赫参与了暴动（他将女儿嫁给倭里汗），但是伯克们还要抢夺他的财产。他们没收了他的财产。其他谢赫们开始生活得比较安分了。［69］ 由于和浩罕的贸易在战争期间已经中断，这时伊犁将军札拉芬泰也力主让安集延商民迁到喀什噶尔城外为他们建造的特设市镇上，就象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为哈萨克贸易所作的措施那样。但是，军机处、户部、兵部和理藩院甚至反对给浩罕人以这种小小的不便，因为害怕它会引起进一步的麻烦。
然而在庆英建议下，浩罕表面上被命令引渡倭里汗作为恢复贸易的一个条件。1858年浩罕答复说：“倭里汗闹事后，曾派人挡路，禁人附从。又将倭里汗拿禁。如准其通商，即将逆首罪名 照经典自行惩办。”［70］ 清政府承认它在新疆的地位软弱，认为立即重开贸易乃属稳妥之举。因此，虽则安集延商人是1857年入侵的积极支持者，但他们未受损失。
安集延商民自身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事实上是自由的——阶级。在1858—1859年，当新的浩罕阿克沙哈勒到达喀什噶尔时，约有六千名安集延人（不包括察尔虎特人）前来欢迎他。在喀什噶尔的外国人据说约占本地人口数的四分之一，即约十四万五千人。其中甚至包括俄国鞑靼人也被官方认为是安集延人，但他们在私下和“中国人”交往时并不隐瞒自己的血统。
喀什噶尔人移居西部中亚者也很多。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有二百多名玛赫杜姆家族的成员住在浩罕和马儿亦囊。大约有五万户喀什噶尔的移民被称为塔合里克，住在安集延、沙里罕（新近由乌马儿汗建立的，几乎专供喀什噶尔移民居住）和卡拉苏周围的农村中，另有许多人住在城镇里。在塔什干外面有另一移民地新城，大约住有五万六千名喀什噶尔移民。几乎所有这些白山派的移民都是一批接一批的逃亡者，即是从清朝统治之下和从对玛赫杜姆家族的历次入侵之后进行的报复之下逃出来的。［71］
1858年，一位新统治者马尔拉汗在浩罕即位，1859年，他根据1835年中国-浩罕协定的规定派遣了汗国每年一度的贡使（从浩罕人的观点来看，这是“礼尚往来”的活动［72］ ）。汗的主要目的是推卸他自己对入侵六城地区（这一侵略发生在他的前任胡达 雅尔汗统治时期）的全部责任；所以使者米尔扎阿布都剀里木带着马尔拉汗的信，“责备”六城地区清朝当局“软弱和怯懦得可笑，因为他们在现场可指挥大批中国军队，但竟被一个盗匪所吓倒”，此盗匪即指倭里汗。
那一年，作为一种经济措施，清朝停止从六城地区伯克们那里接收贡品。因而，当浩罕使者到达叶尔羌时，参赞大臣裕瑞“害怕这种来往的影响会传到皇帝那里”，托辞不让浩罕人前往京师。然而，使者决心要前往北京传递信件。参赞大臣因此“将整个使节团（包括米尔扎阿布都剀里木和二十四名同伴）送到靠近叶尔羌的古勒巴格（中国城），并在那里将他们暗害”。为了给他的行动辩护，裕瑞编造了一个故事，大意是说，浩罕使者在叶尔羌回城犯下了一系列罪行，殴打人民，强奸本地妇女，最后并侵犯参赞大臣的衙署。裕瑞宣称，浩罕人在那里拔出武器，刺伤了十三个中国士兵，而米尔扎阿布都剀里木和全部他的人在战斗中被杀。浩罕终于向伊犁当局说明了事情的真相，后者向皇帝转呈了此事，裕瑞即被撤职。
清《实录》只记述了裕瑞所说的情节。如果没有英国代理人叶尔羌人穆罕默德·阿明的报告的话，人们就会对清朝关于浩罕随后派来一名使节为米尔扎阿布都剀里木不可理解的举止道歉一事的记述信以为真了。［73］
当浩罕的使者在叶尔羌被谋杀之后，浩罕和六城地区的贸易衰落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报告说，有军队在边境外边活动，而 1860年在英吉沙尔地区，当局不得不驱散由浩罕的阿克沙哈勒领导的一次示威，并把他关入狱中。1861年，在中国西北部穆斯林中间日益动荡的背景下，圣战的趋势再次取得势头。米尔·阿赫麦德·谢赫的次子阿布都热依木和布素鲁汗的一个儿子发动了一次约有二百名士兵的远征队进入喀什噶尔地区，然后倭里汗和阿布都热依木又领导了一次兵力达三倍以上的入侵。清朝的火器和大炮占有优势。清帝国的军队俘获了阿布都热依木，并杀死了四百名白山派军队。但是倭里汗逃进了山中。
浩罕的野心和清朝的权威之间仍未取得平衡。圣战仍然在继续。六城地区是清帝国最虚弱的赘疣。它有一个动荡的过去，还可以预言会有一个动荡的将来。
［1］ 《西域置行省议》，见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卷1第105—111页；以及《罢东南蕃舶议》（原文已佚，见王佩诤上引书，卷2第643页）。
［2］ 《喀什噶尔状况》，苏辛编（1827年），引自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第426页。
［3］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4·48（1835年12月），第660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19、647页。
［4］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叶尔羌人玛哈本·阿明说有一万二千人，见戴维斯编：《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63页。
［5］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页。但需参照玛哈本·阿明的“口头消息”，见戴维斯编：《印度报告》，第334和342页。
［6］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
［7］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页（说汗有“大约八千匹马”）。沃森：《中亚浩罕的乌兹别克地区纪要》，《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3.32（1834年8月），第375页；沃森：《浩罕的乌兹别克人及其二子前往麦加朝圣记》，《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3.32（1834年8月），第381页。和罕迪：《沙勃鲁希史》，班图索夫编，第115页。作者将张格尔和他的儿子布素鲁汗混淆了，日期也不正确，但是所述事实是可以清楚辨认的。参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3页。
［8］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页说张格尔强行攻取了该城寨。
［9］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63—365页。
［10］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说，他称之为库拉塔克“部”的黑山派是卡达里斯人，伊萨克和卓（他准确无误地以此名称呼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是他们的首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不是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父系后裔。双重关系当然也有可能，但沃森似乎可能将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和哈迪里亚派两者同黑山派相混淆了，这是他的名字伊萨克（Ishāq）一字造成的。
［11］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玛哈木·阿明所述，见载维斯：《印度报告》，第342页。
［12］ 阿尔德：《1865—1895年英属印度的北部边境》，第31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3页。
［13］ 彼得奇：《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145、162—163页。
［14］ 魏源：《圣武记》，卷4第57页；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7页。
［15］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
［16］ 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26—127页；弗莱彻：《1368—1884年的中国和中亚》，见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21—222、第366页注111及112。
［17］ 沃森：《乌孜别克地区纪要》，第376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第426页。
［18］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8页。《大清宣宗实录》，卷183第28页（1831年，3月2日）。
［19］ 和罕迪：《沙勃鲁希史》，第117页。
［20］ 《大清宣宗实录》，卷179第17—19页（1830年12月20日）。佐口透：《十八至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77页；参见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9页。
［21］ 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4、376页；《大清宣宗实录》，卷184第38页（1831年4月5日）。
［22］ 《大清宣宗实录》，卷283第2页（1836年6月14日）。他死的时间被记为阴历六月。由于《实录》记叙条目的时间是阴历五月，胡他死的时间不可能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参看佐口透：《社会史研究》，第408页，这里也说是1836年。
［23］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0页。
［24］ 关于这个名字，见西蒙诺夫等编：《苏联乌兹别克科学院东方文献抄本汇编》，7.25，第5014号。佐口透把Zuhur ad-DīnTājī写作Zohr al-Dīn（《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86—492页），这是不可能的。
［25］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326页）声称清朝是要求和平的。沃森在《乌兹别克地区纪要》中说，作霍尔敦是作为“从北京派去的使节……谈判和平”的，见第375页。1835年的中国-浩罕协定的轮廓可能是在这一次拟定的。也见《大清宣宗实录》，卷195第12、15—16页（1831年9月28日）；卷197第19页（1831年11月3日）。
［26］ 《大清宣宗实录》，卷199第18页（1831年11月27日）。
［27］ 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6页；《大清宣宗实录》，卷207第26页（1832年4月13日）；柏尼思：《布哈拉之行》，卷2第378页。
［28］ 《大清宣宗实录》，卷209第18页（1832年5月11日）。参见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那里的“十二年”显然是“二年”之误。
［29］ 《大清宣宗实录》，卷214第19页（1832年7月18日）；卷215第2—3页（1832年7月27日）；卷26O第15页（1834年12月15日）。
［30］ 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377页（据说总共有二万名步兵，其中一万名驻在喀什噶尔）。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655页。
［31］ 《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页；《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
［32］ 《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
［33］ 《大清宣宗实录》，卷235第22页（1833年6月2日）；卷238第4页（1833年7月20日）。
［34］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页。（此书将清朝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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