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李鸿章麾下更为粗鄙的将领证明比一些儒将更适应于使用西方武器。早在1862年6月，程学启已经把他的一支部队改建成拥有一百支滑膛枪和步枪的“洋枪队”。到9月份，淮军至少已从洋行购进了一千件这类小型武器。但洋行不能迅速供应大炮。在1862年整整一年中，刘铭传迫切地搜求西方大炮，但毫无所获。但到了1863年中期当淮军因从安徽征募士兵和吸收投降的太平军而增加到四万人时，它确已掌握了许多现代的大炮，还至少有一万支步枪。刘铭传还雇了几名法国炮手，此外还有约二十名西方人在淮军“洋枪队”中当教官。
虽然淮军终于掌握了一些西方武器，但它在早期进攻敌人城镇时得到的最大帮助却是由常胜军中外国军队操纵射击的大炮（常胜军中还有比淮军射击技术高明的中国步枪手）。虽然英国人在1862年5月后一般地说避免直接参战，但他们找到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就是身为清廷军官而这时听命于李鸿章的华尔。华尔虽然年轻鲁莽，却显然具有聚集约一百四十名外国军官在一起共事的领导能力。海军中将何伯一度对华尔怀有敌意，这时也给他提供包括攻城大炮在内的枪枝弹药。华尔用他与商人杨芳共有的汽轮运输他的步枪手，此举也有助于李鸿章在1862年7月和8月迅速取得胜利。李鸿章向曾国藩报告时写道：“华尔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28］
同时期，李鸿章已经接任了薛焕的职务，在1862年4月份任代理江苏巡抚，12月任该省巡抚。在7月份，他从吴煦（在12月份前仍为布政使）那里接管了厘金税。当清帝国的海关税收用于维持保卫上海的英法军队和维持常胜军时，李鸿章接管后增收的厘金税收却使扩充淮军和支援曾国藩及曾国荃有了可能。与薛焕不同，他不主张鼓励欧洲人扩大他们在战争中的作用。他知道上海的洋人中间讨论的一项建议，即邻近该商埠周围的农村应归外国租界当局管辖。李鸿章忠于清帝，同时对他称之为“中国”或“中土”这一政体的尊严也非常敏感。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出队帮助……既输下气，且张骄志。”［29］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李鸿章最先使用了“自强”一词。
李鸿章虽然希望避免欧洲人进一步插手战争，但仍很珍视常胜军的援助；这支军队虽然由西方人率领，却有效地置于中国人的指挥之下，这件事是值得详细说明的。历史上不乏“蛮夷将领”为中华帝国军队效劳的先例；以华尔为例，使他欣喜的不但是经济的报酬，而且有绿营副将的军衔，此事说明欧美的属员是可以归清廷节制的。华尔在1862年9月死后，准备让其继承者白齐文率领常胜军进攻南京的计划虽经曾国藩和清帝的批准，却未能实现。因为白齐文与杨芳为了财政事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对南京的远征不得不取消，最后由戈登来率领这支华洋合璧的队伍。李鸿章理解，这支队伍的外国军官决不可能被中国人指挥。于是在1863年1月中旬，他与士迪佛立将军取得一致意见，准备任命就要退出英军现役的戈登为绿营的总兵和常胜军的副管带，与一名曾与华尔共过事的绿营将领共同指挥。李鸿章保证定期支付常胜军官兵饷银以及英国人供应弹药的费用。但他坚持常胜军应从四千五百人减至三千人，戈登应受李鸿章个人指挥。李鸿章答应英国人提出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如果调动常胜军越出上海周围三十英里，要事先取得英国当局的同意。可是在2月份，当李鸿章要常胜军去围攻上海华北三十英里以外的太仓时，他压倒了士迪佛立的反对意见。戈登在1863年3月开始指挥常胜军。虽然李鸿章立即要他进攻苏州和更远的地方，但英国人并没有反对。
常胜军的大部分军官是习性粗暴的美国人，他们对戈登的约束，深为不满。至少爆发过两次哗变，骚乱则是时有所闻。但戈登个人骁勇善战。他给其他部下的印象不亚于华尔，并且他还是一名杰出的战术家。他接收了华尔的那艘浅水明轮铁炮舰海生号(它船尾的转动炮床上装有能发射三十二磅炮弹的火炮)，此外，他还有新式的英国大炮。从1863年1月起，淮军就一直企图解救在常熟被忠王部队围攻的太平军降军，常熟离苏州北面仅三十英里，是粮食供应的主要基地。直到4月份戈登带了榴弹炮和科赫恩迫击炮赶来时才解了围。淮军当时正在围攻通往苏州的战略城市太仓。5月份，戈登乘海生号赶到，经过四小时的炮击后轰开了太仓城墙，使程学启的士兵占领了该城。所以李鸿章成为西方技术的坚定信仰者是不足为奇的。他得意洋洋地写信给曾国藩说：“炮力所穿，无孔不入……西洋炸炮，战守攻具，天下无敌。”［30］ 戈登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回顾说，“人们原来期望不会有那么大的破坏”；但他认为他的战斗会加速使苏州投降，从而及早结束战争。［31］
“中国的戈登”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体现在他身上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主义。他对镇压太平军战争的重大贡献在于，他的炮兵与李鸿章的淮军一结合，就把忠王的大批部队牵制在苏州周围，这些部队本来可用来大举进攻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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