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外面的曾国荃部队的。
实际上，曾国荃的士兵差一点遭覆没之祸。他率领了两万名士兵已在1862年5月末来到离南京南面仅几英里的突出地带。但太平天国的京城由于其坚固的城墙和堡垒而无法攻破，又由于它周围有河流山岗而难以使之孤立。忠王已于6月份撤离上海返回苏州，准备在南京发起反攻。反攻在10月份开始，当时他带大军从苏州赶到，后面又紧跟着来自浙江的军队。曾国荃的部队由于遭到一场严重的瘟疫和不断受到挫折而元气大伤，到1863年1月已濒于崩溃。但忠王因出于对苏州地区的关心和对皖北粮食供应的需要，对这次反攻一直不能全神贯注。［32］ 他带了饷银和粮食在1863年7月中回到南京，并在一个多月内，以自己的“洋枪军”不断打败曾国荃。但在9月中旬，他匆忙赶回苏州，这次他留在那里直到11月末快要陷落之前。如果没有戈登及他的大炮，淮军不可能那么快威胁苏州，因而忠王后来在著名的“自述”中不断详细谈到“洋鬼子”大炮造成的可怕后果，这些话并非夸大之词。［33］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湘军和淮军有了戈登的援助，竟使清朝不需要有损于本国主权完整的外国援助就能对抗太平军。1862年和1863年春，随着捻军在山东和河南威胁的增长，清廷越来越急于要把太平军赶快打败。1862年6月，在卜鲁斯的敦促下，总理衙门得到清帝的批准，让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上海训练中国军队。7月，李鸿章勉强将薛焕的一千多名残兵转交英国人，另外交给法国人六百名。李鸿章要求总理衙门不要扩大这类计划，因为担心欧洲人会逐渐侵犯清朝的权力。按照李鸿章的主意，11月份的一道谕旨要求这类计划应着重“练将”，因为“统带（华兵）不可久借外人”。［34］ 晚至1863年3月，士迪佛立将军在安庆访问曾国藩时，他建议把英国人在上海训练中国军队的数字增至一万人。士迪佛立盘算使用这一万人配合李泰国正在装备并预期在夏末到达的舰队一起攻打南京。李泰国本人早在5月份就已返回，他与李鸿章商讨财政问题时，透露有六百多名要为清廷效劳的英国官兵，将随同八艘炮舰前来。李鸿章立刻注意到这与1862年初经曾国藩修正的赫德的最初建议有出入：原建议提出，这支舰队将主要由湘军水师驾驶，英国人只是提供训练和援助。李鸿章警告总理衙门说，李泰国为人骄横、险恶和狡诈。但问题在于北京是否迫不及待地要取得胜利，以致会听任李泰国和士迪佛立为所欲为。
6月初，李泰国在北京拿出了他与已经脱离英国皇家海军来指挥中国水师的阿思本海军上校签订的一分契约，这使恭亲王和文祥大吃一惊。根据契约规定，清帝的命令只有在“直接下达给李泰国”时，阿思本才服从，另外，李泰国“如对任何合理的命令不满时，可以拒绝下达”。李泰国除了提出这份既成事实的契约外，还提出要求说，他身为海关总税务司得亲自接受海关关税收入，这项税款在此之前都是送交海关华人监督指定的“海关银行”的；此外，他不但应负责从关税收入分配经费给这支新舰队，而且还应分配给一切外国人训练的中国军队，包括戈登的队伍在内。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李泰国威胁着要撤走海关的一切外国工作人员。他在给总理衙门的要求中写道：“为什么总税务司要为地方官员征收关税？”总理衙门行文通知李鸿章，认为李泰国的用意是“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外国”。［35］
李泰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清廷与太平军作战的运气大大好转了。此外，他习惯于与何桂清和薛焕那些没有骨气的官员打交道，却不了解已涌现出来的一批新型的地方行政官。曾国藩和李鸿章不但拥有精兵和具备进取的思想，并且还得到朝廷的信任。李泰国谋求取得卜鲁斯的支持，因为后者认为如果能从地方拿走关税收入和外国训练的军队，清朝的中央政府定会从中得利。因此，卜鲁斯在1863年6月16日向总理衙门建议：1、“帝国政府应〔通过李泰国〕自己来掌握关税收入”；2、由戈登等英国军官带领的中国军队在与省抚共同作战时，“不应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36］ 卜鲁斯的建议遭到恭亲王的断然拒绝，因此，这位公使就到蒙古去“游山玩水”，把谈判之事交给李泰国和赫德自己去进行。在赫德的建议下，拟订了一套章程，内容是任命阿思本为“帮同总统”，隶属于曾国藩任命的中国水师总统麾下；两名水师总统都归曾、李二人管辖。这些规定得到清帝批准，但李鸿章抱怨说，如果舰队由六百名英国水手操纵，中国的管带就不可能真正进行指挥。曾国藩也写信给恭亲王说，除非中国人能实际操纵舰只，否则就难以学会使用它们。但总理衙门对清廷的这种名义上的控制似乎已经满足，虽然还不是心甘情愿的。它在8月份知照李鸿章道，除非在阿思本到达前能收复南京，否则“迟久不克，兵船必往，殊难谕禁”。既然谕旨已经规定舰队归曾、李二人指挥，因此总理衙门希望他们二人能设法进行控制，并从李泰国和阿思本手中收回原属自己的权利。［37］
曾国藩和李鸿章也许将不得不设法满足一下北京的心意，因为湘军在以后许多个月中还不能收复南京。但阿思本在9月随同舰只到达时，对自己只成为一名中国人的“帮同总统”大为不满，而对究竟谁掌握实权则毫不考虑。在北京，他因受李泰国的煽动，采取了僵硬的立场。10月18日，阿思本限总理衙门在四十八小时内承认他与李泰国的契约，否则他将“立即解散舰队”。到了20日，当总理衙门未予答复时，卜鲁斯写信给恭亲王，说他得先请示伦敦，才能让清政府接管舰队——这样就出现了使炮舰落入别人手中的可能。但文祥相信，真正不愿冒险看到舰队落到太平军之手的人却是卜鲁斯。于是他请美国公使蒲安臣设法调解，他宣称清廷宁愿“退到长城以外”，也不愿接受阿思本的条件。［38］ 最后找到了解决办法：舰只退回英国，在那里出售。总理衙门给李泰国和阿思本以丰厚的补偿，但解除了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职而让赫德接替。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被推迟了，但也避免了外国人在中国军事和财政方面施加更大的影响。
戈登不止一次要求其中国同僚程学启不要处决投降的太平军首领（他认为这是违反文明战争常规的行动），虽然这个要求屡次遭到拒绝，他仍继续援助淮军。有八名守卫苏州但决定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被李鸿章处决，戈登认为这有损他的荣誉，因为他曾在一次私人会见中似已保证过他们的安全。他一怒之下几乎要率兵去攻打李鸿章，但被赫德等人劝阻，他们说李鸿章没有“事先策划”此事，于是戈登又为李鸿章上阵作战。［39］ 但是常胜军内部的军纪这时已经败坏。它协助围攻了几个城市后（最后一次是在1864年5月围攻常州），戈登和李鸿章一致同意予以解散。不久伦敦也送来了同样内容的指令。戈登愉快地接受了绿营的提督军衔，但他仍拒绝了清帝赏赐的一万两纹银。
在此期间，1862年5月收复宁波的战绩是欧洲人和该商埠一个“夷人专家”双方主动努力的结果。宁波道台张景渠在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占该商埠时已经乘一般法国船只逃往定海，据说还携带了大量海关库银。他组成一支三百名士兵的小部队，命名为“绿头勇”（后又称常安军）。此外，在其麾下效劳的还有布兴有，此人是著名的广东海盗，已被提为绿营游击，并指挥着八十艘海盗船和大批“广勇”。［40］ 5月10日英国皇家海军的■乐德克上校宣称外国船只遭到太平军炮击，于是就指挥得到两艘法舰支援的四艘炮舰炮击宁波，这时这支临时由各方拼凑而成的军队就已准备投入行动。大约三百名英军和七十名法军将大炮架在城根；太平军在猛烈的炮火下撤离该城。英法军队和中国的勇军进了城门，为张景渠前道台掠夺和占领该城；张景渠也立刻向商人募集捐款，以资助进一步的中西联合作战。
李鸿章奉清帝之命去援助浙江北部，派了数百名华尔的常胜军去守卫宁波。■乐德克的军官也着手训练“绿头勇”，这时它终于发展成有一千名士兵的队伍。同时一名法国海军上尉在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的帮助下组成一支中国分队，名叫“花头勇”，又称常捷军，外国人则称他们为“法华军”。这支部队很快就扩充到两千人，甚至一度到三千人。［41］ 到1862年12月末，这几支部队在海军少尉德克碑指挥下夹攻制酒的绍兴城，并于3月15日攻克。
左宗棠感到由欧洲人带领中国军队很危险，因为他担心会造成喧宾夺主的后果。［42］ 新任宁波道台拨出关税款项，但只计划供给约两千名中国士兵和一百五十名欧洲军官之用。与华尔和戈登的军队一样，许多外国军官以及他们带领的中国兵主要关心的却是在攻占一座城镇后怎样掳掠财物。
左宗棠还是利用西方人以及他们训练的华人作为自己部队的助手。1863年夏，当德克碑难以从绍兴绅士那里收回某些曾经保证给他的部队提供的巨额“债款”时，杭州的富商兼银行家胡光墉（1825？—1885年）安排他与左宗棠进行了一次会晤。胡光墉自1862年以来就当了左宗棠的买办，为他采购给养。胡光墉所作的这一安排是为了使德克碑不丢面子，而又能按左宗棠的条件来为他效劳。虽然左宗棠最后升为闽浙总督，三十二岁的德克碑还不过是一名绿营副将，但左宗棠仍免他行跪拜礼而与他握手。德克碑在第二次晋见时，则“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在攻城时，德克碑的大炮与戈登的大炮一样，是无价之宝（特别是在1864年3月31日收复杭州前三日把城墙轰开了一个约三十五英尺的关键性缺口时更为如此）。［43］ 德克碑得到御赐的一万两纹银和提督军衔回法国，以后由日意格接替他担任法华军分队的指挥，但在1864年10月，他和左宗棠都同意将它解散。
强调西方对清廷征战的援助并不是否认曾国藩所起的主要作用。总的战略是曾国藩筹划的，他个人指挥的军队守卫着从皖北到江西诸城市组成的一条漫长的弧形地带，这对全力围攻南京的后勤供应体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湘军中如朱品隆和唐义训等将领在曾国藩的监督和鼓励下取得的战绩，对稳定南京前线也是必不可少的。1863年6月，鲍超这名猛将横扫南京对面的长江北岸，占领了毗邻九洑洲（这是天京赖以从挂着外国旗帜做生意的许多帆船那里取得供应的来源地）的江浦。当6月30日占领九洑洲时，南京与它最大供应地之间的运输线从此被切断了。［44］ 这次立即向北京报告的胜利，可能促使总理衙门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问题上采取坚定的政策。同时，李鸿章购买的汽轮也在把大批弹药和步枪运给曾国荃。
在1864年7月南京失守后还幸存的太平军将领中，除了参加捻军的赖文光外，实力最强的要数李世贤和汪海洋；后者是安徽人，当时还只有三十多岁，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参加太平军，一直在浙江作战。李、汪二人分别经过江西进入福建。1864年10月，李世贤占领了福建沿海的漳州，并在那里雇了十六名外国人帮助训练他的部队使用西方武器。李鸿章奉清帝之命派了八千名淮军在郭松林率领下前往漳州，部队中还有英国教官训练的步枪手。左宗棠则在福建北部设立了大本营以监视其他太平军的动向；他指令由福建的海关税务司法国人美理登男爵训练的中国军队协助进攻漳州，该地在1865年5月中旬被收复。［45］ 李世贤和汪海洋这时在广东会师，但是出现了一场不幸的内讧，李 世贤在8月份在汪海洋的教唆下被暗杀。汪海洋在1866年1月1日战死。西方的武器显然为叛乱的结束作出了贡献。
［1］ 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第1期（1973年5月），第1—52页。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军制，1850—1860年》，载《亚洲研究杂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22—161页。
［2］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13、17页；卷3第2、7、25、41页；卷4第1、7、15页；《奏稿》，卷2第10、21、27—28页。
［3］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6—8页；《家书》，卷1第59页；又见《杂著》，卷2第58页。
［4］ 同上，《书札》，卷1第1页。
［5］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1第4页；卷2第2页；《年谱》，卷1第17页。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