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沈陈汉音（音）：《1840—1852年期间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7第1期（1967年11月），第61—80页，特别是第71页。
［7］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1页。
［8］ 同上，《书札》，卷2第24—25页；卷3第11页。罗尔纲：《湘军新志》，第243—244页。
［9］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1页。
［10］ 关于其分布状况，见波特：《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第74页。“私人”一词是有争议的，因为委员不象幕友，有政府官员的身份。
［11］ 罗尔纲：《湘军新志》，第106—107页（又第55—64页所列之表）。
［12］ 朱洪章的回忆录《从戎纪略》，很可能是通过他人笔录写成的。
［13］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24页；《家书》，卷5第39页。
［14］ 同上，《书札》，卷5第3、5、17、24、30页。关于曾国藩的财政措施，见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15第20—22页、25—26页；卷30第9—10页。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11第53—54页；卷13第35页。
［15］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07第19页。
［16］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9页）引用了王闿运和薛福成的记载。
［17］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页。
［18］ 《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0第3页。
［19］ 杨联陞：《中华帝国的几位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3第50期（1960—1961年）。
［20］ 高劳：《清宫秘史》，载《东方杂志》，卷9第1期第3—4页；又见《英国外交部通信档案，中国部分，卜鲁斯致鲁塞尔的信》，17/354，第203页。
［21］ 吴秀良：《1693至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进》，第10—11页。
［22］ 见翁同龢目击的记载，《翁文恭公日记》，辛酉（1861年），第118页。
［23］ 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特别是卷2《书说》。
［24］ 赫德的中文申请书及备忘录都保存在《海防档·购买船炮》中，特别是卷1第10—18、21—22、76—77页。
［25］ 迪安：《中国和英国：1860—1864年的商业外交》，第3和第6章。
［26］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第28页。
［27］ 小野信尔：《论淮军的基本性格》，载《历史学研究》，第245期（1960年10月），第27—30页。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期（1970年），第14—22页。
［28］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54页。
［29］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52页；卷2第47页。
［30］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第16页。
［31］ 引自史密斯：《华尔、戈登和太平军叛乱》，第246页。
［32］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册第2136页。
［33］ 李秀成：《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第41—42、45、46—47页。
［34］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188页；《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第13—14页。
［35］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156—158页。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80—82页。
［36］ 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43页。
［37］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203—204页。《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第5页。
［38］ 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47页。丁韪良：《中国巡礼》，第232页。
［39］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2册第106页。
［40］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2册第1057—1061页。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第3—4页。
［41］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2册附录，第166页。
［42］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第30页；卷4第44页、46页。
［43］ 同上，《书牍》，卷6第12页、35—36、47—48页。又《书牍》，卷7第15—16页；《奏稿》，卷7第35—36页；卷8第40页。
［44］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册第2242页）引曾国藩之言。关于南京陷落详情，见戈登记载，大英博物馆52号和392号文献，1864年6月30日；又英国海军部，125/105号，李致金斯顿函，1864年7月29日。关于掠夺情况，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3册第1887—1888、1919页。
［45］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册第2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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