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他的女秘书捡出他的最近肖像赠给本刊。我所得的感想是他在实际上已渐成为过去的领袖人物，他的思想和政策都难于应付现在和未来的爱尔兰问题；他的脑袋中所装的东西还只是民族革命，似乎关于社会革命的影子一点都没有。他相信组织是解决中国许多困难问题的枢纽，这话固很重要，但他却没有注意这种“组织”应该以什么为中心，然后才能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作英勇坚决的抗争。
他在去年十一月因英国殖民大臣在下议院里说出一句爱尔兰自由邦有自由处置自己事务之权，便送给英政府一个牒文，询问如果爱尔兰自由邦愿和英帝国脱离，英政府是否不致用武力压迫；英殖民大臣用很滑头的口吻回答说，因为英当局不相信爱尔兰自由邦会有这样的运动，所以认为对此问题没有答复之必要！自由平等是要用热血牺牲去换来的，那有如此便宜货可搨！记者和凡勒拉谈话时，曾问他，据他看来，爱尔兰的完全独立问题可由议会的和平方法达到呢？还是要由于革命的武力斗争？他说这个问题要英政府来回答。我不便对他说这是要爱尔兰人自己决定的！
（廿三，一，十七，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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