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下，宁肯舌尖烫起泡也不再撒嘴了。这样的夜晚常常停电。灯光骤灭，窗外的冰雪便一下子变得很亮。有很蓝很蓝的雪花悠悠地落卜。嘴里仍蕩着腊肉的余香，整个人变得软软的很容易出现幻觉。于是大家开始在黑暗中讲故事，讲各种美好和恐怖的故事。后来，火熄灭了，故事也讲完了。就仰头看天花板上一串串的冰挂，在黑暗中可以把它想象成水晶玻璃大吊灯，就像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那样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故事以后不知是不是还会再有。但肯定有别的故事继续着。各地的风味菜实在吃得不多，能吃中的就更少了。大学期间去过一次上海，曾经为城隍庙的小吃着迷，但日子一长，什么也没留下。倒是1984年去厦门吃中了那里的肉燕汤。所谓肉燕汤，是瘦肉磨成细粉，雪白地卷起来，烧菜做汤都浓浓的十分鲜美。朋友们特意送我一些带回，我却无论如何做不出那种味道来。1986年去武汉，有湖北佬介绍三种风味：四季美汤包，老桐城豆皮，小桃园煨汤。果然不错。尤其是小桃园的雞汤，用一个个小瓦罐煨成，真正原汁原味，纯白得像奶。喝起来浓香扑鼻，回味悠长。豆皮也好。只有汤包油汁过多，分不出甲鱼馅还是香菇馅的了，味道一律鲜美而已。前年去西北，发现发菜是一样好东西，便买了一包回来，却不知怎样吃，仍在那里放着。人说“吃在广州”，近几年更是听说广东人“长腿儿的除了桌子椅子不吃，带毛儿的除了雞毛掸子不吃”，连娃娃鱼等自然保护动物都敢招呼，真可谓登峯造极了——只盼他们别把珍奇动物斩尽杀绝。不过我去广东却没能吃上什么。只在深圳吃了几次鱼粥，因为价钱奇贵，已经觉得很奢侈了。最实惠的倒是那次去成都吃的川味火锅。什么黄鳝、泥鳅、毛肚、百叶、猪脑等统统涮将进去，最神奇的是那种调料，简直是鲜香可口的“厨房杀手”，能活活让人吃得撑死也放不下筷子的。我几次问起那调料的配方，主人们都神秘地搪塞着，最后露了一点口风，说是其中掺了罂粟，因此吃了以后会上瘾的。其实主人们倒是多虑了，当时就是有人当众在锅子里撒下毒葯也不会败坏老饕们的食慾——“过把瘾就死”，值得！
不知从何时始，大家的嘴越吃越刁。各种饭局以各种名目存在着，且规格越来越高。最后终于物极必反有了四菜一汤的规定。但菜少也有菜少的吃法：基围虾，铁板鹿肉，红烧鲍鱼，扒熊掌，鱼翅汤，也是四菜一汤。不过吃多了，吊人胃口的美味也会变得味同嚼蜡。于是美食先锋派们又开始返朴归真，什么扎啤，二锅头，什么粉条炖猪肉等等又成为一种时髦，犹如西方贵族们开口便是“water”一般，透着身份的不凡。有一位经理朋友请吃粤菜，三个人叫了十几个菜，自己只吃一小碗鱼翅汤，当然，是一百四十五元一碗的。我猜他的胃大概已经接近凝固，只有液体才能渗进去了。
丈夫出国半年，回到家中，我用一碗清汤面接风。他几口吞下，连叫好吃。说是半年没吃过可口的饭菜。我对这种说法却深表怀疑。直到前不久有一次一起出去买东西，中午在王府井的麦当劳吃快餐。倒真是快，且又干净舒适。只是口味实在不习惯。丈夫要了巨无霸、麦香雞、炸土豆条。热巧克力和菠萝冰淇淋。麦香雞是女士吃的，秀气些，看着倒是很漂亮，新鲜面包里夹着浅粉的炸雞肉饼，碧绿的酸黄瓜，嫩黄的生菜，雪白的奶油，连上面的芝麻也透着新鲜干净，及至一吃，却吃出一股怪味，提出质疑之后，丈夫肯定地答复我说，据他在美半载之经验，这确是地道的美式快餐，与美国本土所吃一般无二。只好又换来巨无霸，又觉得有股膻味。喝口热饮还有酒味，于是大呼上当。丈夫幸灾乐祸地说，看来你只适合在国内生活，你就老老实实呆着吧！最后我只好吃冰淇淋。美国的冰淇淋确实很好吃。
后来侍者换了一支曲子。是小提琴曲。冷冷清清地流动着。找和丈夫都不再说话。透过提花的窗帘可以看到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防寒服构成一块块鲜艳的颜色。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许多年前躺在床上生病的时候，那时头一回听说世界上有一种叫做汉堡牛排的美味。现在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美味了。我相信吃遍世界也不会再有比那一锅腊肉黄豆汤更好吃的东西。那一个冬天的晚＿上，有蓝的雪花静静地飘落。
穿
十七岁之后便没让家里买过衣裳。
说起来很骄傲的，其实也有种隐隐的心酸。比起那些受母親宠爱的孩子，我似乎一直是个不受待见的“辛德莱拉”。媽媽最后一次带我买衣裳，是在我去东北兵团的前一个礼拜。像是生离死别似的，家里忽然对我慷慨起来。使人想起当年武都头在死囚牢里忽然得了一顿好酒菜款待。我却缺乏他“临死也要做个饱鬼”的气魄，眼睛瞟着那时最昂贵的宽条绒，手却只敢怯怯地指向价钱最低廉的那一块。虽然价廉，却力求物美。加上还有一点私心：在蓝蚁之国中悄悄显出一点特色，既不能被人骂，又要与众不同，这便十分的难了。
几件衣裳竟买得十分可心。加起来不到二十元钱。两件衬衫，一件白底银灰条纹，一件雪青色带蓝、绿、黑三色图案，自然都是布的，雪青色那件大概还是三寸布票一尺的布。最欢喜的是那件线呢两用衫：有黑白蓝三色的小格子，都是凸起来的，在那个时代，这也算是很奢华的了。因为有了这几件衣裳，悲伤的心情也褪去了几分似的。五年之后，除了雪青色衬衣在夏锄时被汗水泡糟了之外，其他衣裳都完好无损。
从不固定地偏爱某一种颜色。很小的时候，因为一件豆青色核桃呢的罩衫十分漂亮，便很长时间都喜欢豆青色，而且还要那种凹凸不平的手感。特别喜欢母親年轻时的那些旗袍。有一件梨黄色乔其纱的，上面散散碎碎绣着鲜红套银边的小六角形，像一颗颗红宝石闪闪发光。有一件西洋红的，是软缎毛葛，上面绣了珠灰和淡青的兰草，那一种柔和婉妙的色调，真是别有一番味道。又有一件纯丝的，是白黑蓝绿四种提花，据说是母親婚前做的。母親家先前是个大家族，因为战乱和别的缘故，败落了。但所谓“船破有底”，破箱子里仍留着几件衣裳首饰，于是“倒箱子”便成为我们姊妹童年时的一件乐事。自然也要试穿一回的——趁母親高兴的时候。只是那时穿着十分的不合适，就是大姐穿也要长及脚面，于是只好站在床上穿，胸前再满满地塞上两块手绢，便自以为漂亮得像公主了。
说起来小时候倒是常常做公主、王后一类的游戏，组织者是隔壁的一个大女孩，我们唤她做“七姐”的。她很能干。大院里二三十个孩子她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知为什么她每每定我为公主。我倒是很乐于当。因为可以戴七姐家的漂亮首饰，包括一种十分精致的骨质手镯和沉甸甸的玉石项链。七姐还要親自为我梳头——梳十七根辫子，大约扮的是阿拉伯公主，然后所有的女孩子都化了妆，轰轰烈烈地拥着我，从少年之家一直走到靶场。我们这种壮举连大人们也爱看的——那是60年代初的事。
七姐家自然也是大户，也有些“库存”的。七姐的母親宗太太也很不俗——那时母親她们仍然互称太太，都是一些家庭知识婦女。有一位钱太太虽然嫁的是二级教授，但因为没有学历，而且过去做过舞女，大家便瞧不起她。当时我最喜欢的是一位会做绢人的张太太。她的先生是那时交大图书馆的馆长。她念过大学却一点没有学究气，十分的文雅，又待人和气，做的绢人精妙异常，是专门供出口的，后来我无论在哪儿也没见过那样的绢人。有段时间我常常去她家学画，每次都是一盘小点心，间或还要弄些莲子羹之类的。还总是怕怠慢了我——她好像总是小心翼翼地对待任何人。她的服饰总是美得出奇。譬如一件黑丝绒旗袍，领口上一定要有一枚水晶饰针；米色东方绸大襟外罩就要配上黑底红花丝质披肩；夏天常穿一套白色麻纱衫褲，那种半透明的白穿在谁身上也要脏，她穿着却是纤尘不染。配上那张秀美的化着淡汝的脸，很有一种特殊的韵味。所以小时候我一见到张太太，便盼着自己快快地长。这大概便是我最早的资产阶级思想了。不过即使在斗私批修的gāocháo中我也没把它亮出来说给人听。
母親年轻时偶然也装扮一下，总归没有旧照片上的漂亮。等到文化大革命，就更素气了。旧照片也被大姐绞碎从下水道冲走。张太太被抄了家，第二天便投河自尽了。据说抄出了钻戒和紫貂。奇怪的是当时人们都很麻木，这样的消息一点不能引起轰动。外婆急忙把镀金佛像收了起来。其实据我观察，革命的大姐未必会将这些物什上交。
十七岁那一年从兵团回家探親，正当“花季”，市面上却仍是一片萧条。好不容易在王府井找到了一家益民商店，专门卖出口转内销服装的，这地方立刻成了沙漠里的绿洲。我在兵团月工资三十二元，每月七元饭费，五元零花，还要剩下二十元。寄了一些给家里，手上还剩了百十来元，也算是当时同龄人中的“大款”了，便毫不吝惜地花在穿上。先是花九元多买了一件的确良花衬衫，淡绿上有古铜色细致图案的，众人都说好。紧接着又买了一件长丝的确良绣花短衫，商标上俨然绣着“精工巧制”和“madeinchina”，十四块钱，因为太奢侈，只好把它锁进柜子里。直到1978年上大学的时候才拿出来穿，依然很显眼。后来又有一件毛衣，浅黄的，袖口和下摆有同样的咖啡色大花，在那个年代该算是非常特殊的了。好像是二十多元钱，我在柜台前转来转去，心癢难熬。终于没有舍得买。却又忍不住对邻家的女孩说了。谁知那女孩倒是个有心人，悄悄买了来。终于在我十八岁生日那一天，得到这样一件珍贵的礼物。那时买的衣裳结实得奇怪，怎么穿也穿不坏——一直到去年，才给了做小时工的阿姨，还像刚买了一个月似的。最后一回去益民商店，是在1976年大地震之后。当时都在外面摆摊卖衣服，且一般都是一次性甩卖，价钱低得惊人。有件黑色连衣呢裙，镶威尼斯大花边的，只卖八元八角钱，因售货员说我穿可能会小，略一踌躇的工夫，便被另一女士抢走，为此我后悔了好长时间。但当机立断亦有后患——有几件衣服便是不顾后果蜂拥抢来的，后来实在是穿不出来。又重新改造设计过，依然无效，只好送了人。还有一件黑色女士呢斜裙，腰太细而下摆太宽，还很容易沾毛，之所以决定买，完全是因为那售货小姐的妩媚笑脸。所以丈夫讥我若去了西方肯定会破产——那裙子还在箱子里搁着，送都送不出去。
时装和流行色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涌了进来。头一回看皮尔·卡丹设计的时装，还真有点儿看不惯那些光头皮的塑形模特。许多人的审美趣味接受了严峻的考验。过去有“绿配红，看不足”和“红配绿，赛狗屁”的说法，无论是“看不足”还是“赛狗屁”都是极端。中国缺乏中间色。而流行色恰恰以它非黑非白、非此非彼的色彩悄悄散发着魅力。赭石色，淡金色，橄榄绿色，银蓝色……正是色与色之间的过渡，构成了神秘的不可言说的美。
心里终归还记挂着那几件旗袍。有一次，趁着“倒箱子”的机会，怯生生地向母親提了要求。因想着那件西洋红的实在漂亮得不敢要，便舍而求其次，要了那梨黄的，母親答应得倒很痛快。谁知，觊觎者并不止我一人。待那旗袍到我手里，已变成了一件大襟短衫。我惊得说不出话来。真不知是谁竟能狠下心来剪断如此美丽的旗袍，早知如此，我宁肯不要。面对那伤残的旗袍我哀哀地哭起来，照例被母親视为乖戾。后来才知道，原来大姐已抢先要了西洋红旗袍并剪去梨黄色的一半。——那时她已去了三线工厂，已经对当初破四旧的行为表示悔恨了。
为了补偿，母親又将那丝旗袍给了我。如同捏了一团火似的，把旗袍收进箱子里，心里仍装着“西洋红情结”。直到几年后朋友从上海给我带来一件真丝双绉的衣料，那颜色恰恰合了梦中的西洋红。做成一件连衣裙之后效果却并不怎样好。洗了几水之后就更差了。从此不再想这种颜色。至于那件丝旗袍，直到结婚之后才穿过一回，丈夫却并不认为太好。且领口已经小了，只好用一枚领针别起来，到底没有张太太那般的风韵。
玩
如今“玩”的涵义比任何字眼都广。玩政治玩文学玩股票玩房地产什么都可以一“玩”以蔽之，玩可以掩饰一切目的，且透着轻松洒脱。
而“玩”字本来的意义却很单纯——我正是从这单纯的意义上来谈玩的。
一听大人说声“玩去吧”，哪一个小孩不像过年似的？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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