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人把我划入知青作家的行列。有时候谈起来，对方便无一例外地怀疑着：你也去过兵团？我说岂止去过，我是真正的最低层，干最苦的差事。对方依然满脸疑惑。
后来我才知道，这疑惑并不因为我显得多么年轻，而是我身上缺乏某种痕迹，某种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知青痕迹。这种缺乏大概是因了我当时的不投入。或者说，是与生活本身的一种距离感，这距离感来自我的性格——我似乎从小就是个很自闭的孩子。
所以当我看到大腕儿作家们所描写的兵团生活，总有些茫然：难道这就是我曾经历的一切？又有几分羡慕：原来那时还有那么美好的爱情，为什么独我得不到上帝的宠爱呢？
几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该算做上帝的宠儿还是弃儿。我只是向前走着。我努力去享受生命而不去思索终极意义。
第一次出远门：行程三千六百里
去黑龙江的时候，正当十六岁的“花季”。
在照片中我看到自己当年的尊容：松松垮垮的一身蓝制服，短辫子，白边“懒汉鞋”，当然，胸前还有一枚毛主席像章。瘦弱，苍白。没有任何“花季”的意象。连“花骨朵儿”也算不上。
早就想远离家庭，自认为是上山下乡成全了我，所以刚刚宣布了去兵团的名单，我便匆匆去销了户口，回来后才告诉家里人。别人犹可，父親听后陡然色变。后来听母親说，他长吁短叹了一夜，彻夜未眠。我听罢并没什么反应，只是悄悄告诫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动摇。那时我常常看《前夜》、《牛虻》、《怎么办》一类的书，对十二月革命党一类的人充满崇敬，最讨厌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可惜的是，我骨子里实际上是个儿女情长的人。
那时家里很清贫。父親虽是教授，无奈养活一大家子人，大学毕业的母親早早便退了职，变成一个爱唠叨的家庭婦女。从小，我只穿姐姐穿剩的衣裳。这回出远门儿，母親親自陪我去买衣物，我已经很满足了。收拾行装的时候，心里想着一种未知的新生活，暗暗地激动着。
离京那天的场面很壮观，值得载入史册。北京站红旗飘扬，大红语录牌上俨然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车站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当高音喇叭里传出“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就要离开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希望你们在屯垦戍边的战斗中，为人民立新功！……”的时候，车上车下哭成一片，颇有生离死别之感。
因为有戴红箍的工作人员阻拦，家长们被挡在列车的白线之外。这更加重了悲壮感，真是哭声直上云霄。奇怪的是我始终流不出眼泪。大概当时只有我和一个绰号“老齐头”的女孩没哭。父母远远地向我招着手。痛哭失声的母親大声嚷着：“快看看你的钢笔是不是忘带了？！”这时火车已经鸣笛，我忽然发现人丛中有卖冰棍儿的，于是示意父親帮我买根冰棍儿，父親买了整整一盒，请戴红箍的人转交。火车开动了，我捧着那盒冰棍儿，清清楚楚地看到父親的泪，这才感到心的痛楚。过了天津，大家已经摆脱悲痛开始玩“敲三家儿”，我却忽然意识到这一去就是三千六百里之外，想回家可不那么容易了。想到这个，心里涌出一股极大的悲伤，眼泪差点落下来，心情沉闷，后来吃盒饭的时候又受了凉，到了傍晚便开始呕吐，两天一夜的火车我吐了一天一夜，眼前不断出现父親含泪挥手的一幕，火车则以震耳慾聋的单调声响向北疾驰，渐渐地，刺骨的严寒笼罩了我的整个身心。
第一战役：水里捞麦子
当车轮终于停止转动的时候，我模模糊糊地看见进来两个农民打扮的人，一式的黑棉袄褲，腰里别着烟袋锅儿，都是弯曲的罗圈腿，一个个子高些的自我介绍说：“我是咱一营二连的指导员，叫张国泰。”又指指旁边的瘦小个子：“他叫陈方，是副连长。”顿时整个车厢鸦雀无声地呆住。——临来时军代表曾介绍这里的连级干部是现役军人。
我幸运地成为连干部第一个关注的人，因为张指导员紧接着说：“听说有个病号，坐牛车走吧，其余人步行。咱这疙瘩穷，也缺医少葯，大家伙儿将就着点儿吧。”于是我被大家推出来，指导员看看我，又看看连长，嘟囔了一句：“咋这么小呢，谁把自个儿妹妹也带来了？”
好不容易到了连队，只见天苍苍野茫茫之中屹立着四排砖房，背景是一片黑土地。进得房中，只见两排光秃秃的大通铺，尽头是个装手提包的壁角。从那天起，来自五个城市的三十八个女孩子便挤在了这两排大通铺上。
正值9月。因为是农忙季节，仅休整了一天便下了地。下地前连里向新战士做了动员，是另一位副连长，绰号“大喇叭”。“同志们，今年是十年未遇的特大涝灾，前两批来的同志都表现非常好，已经在没膝深的水里捞了好几天麦子了，希望你们向他们学习，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打好麦收这个大战役！……”
清晨，集合号吹响了。我们走向那片黑土地。太阳像一团朦朦胧胧的红雾悬在地平线上。有人起头唱《兵团战士之歌》。“沿着田野，沿着群山，铸起那钢铁的战线，英雄的队伍阔步向前，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啊，光荣的生产兵团，英雄的生产兵团。当年开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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