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跟母親之间的恩怨，抛到了很远很远。织毛衣其实是很使人安静的。前些年有一阵我心里很烦躁，什么也干不下去，便开始织毛衣，织了拆，拆了织，就在这种简单的重复劳动中我渐渐恢复了平静，在织针单调的音响中，心如止水。
婚后给丈夫织了一件很大的毛衣。足足用了两斤线。故意要织成那时很时髦的宽松式，织成了很好看，穿起来效果却不理想，闹得丈夫的同事们纷纷开玩笑：老黄，你要警惕哩，这毛衣好像不是为你织的哩！说得丈夫悻悻的，后来果然找借口收了起来，只好又陪他去买新毛衣。
踏缝纫机，也曾是种乐趣。小学的仓库附近有两台缝纫机，少先队干部值班的时候我们常去踏着玩。家里买了缝纫机之后，母親让我练着扎鞋垫。盛夏的中午，蝉无休止地鸣着，家人在地面铺的凉席上发出轻柔的鼾声，这时踏起缝纫机来特别惬意，间或窗外还有凉风习习，扎好一个鞋垫后，将有一支五分钱的小豆冰棍儿等着我，可以吃得满嘴甜香。
从兵团回来的那些日子里，因为羡慕外国画报里那些“资产阶级”的衣裙，开始学习裁剪。母親过去的一本裁剪书是50年代初期出的，有不少好样子。（起码在当时这么认为）我只是看了看，便找出一块三寸布票一尺的布，上去就是一剪子，母親吓了一跳，咕噜道：“这丫头是狠些，我学了这么些年的裁剪，还不敢下剪子呢。”后来那块布做了一件无领无袖的短衫，竟然还穿了些日子。后来自己设计衬衫，是的确凉的，有古色古香的蓝色大花，我把剪剩下来的边扎成一道波浪形的花边，镶在胸前，还带掐腰，穿起来效果很好。于是一发而不可收，连续裁了几件衬衫，还都是新样子，有一件按照洋娃娃的衣服做的，灯笼袖，中间镶了宽宽的花边，做成了不敢穿，只好穿在里面露出一点衬领，造成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效果。后来又和邻家的女孩玲玲合作（我裁她扎），做成一件墨绿色丝绒裙和一件绛红色尼龙裙，穿着绿色的那一条照了好多像片，果然显得苗条多了。
可是从来不敢给别人裁。惟一的一次还失败了。是在苏家坨揷队的时候，有个新来的高中生裁一件淡粉的短袖衫，我自以为驾轻就熟，一口答应，谁知裁好之后，袖笼的接缝处对不上，只好又在腋窝处安了一个三角，那女孩并不知这其中奥秘，还千恩万谢，令我汗颜。
黑龙江兵团的冬闲时期，有一段时间女孩子们狂热地爱上了绣花。自上海知青始，每人拿个绣花绷子，互相描了花样儿，便开始飞针走线，晚上打夜班做颗粒肥，白天休息时间便全天绣花，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精力。因为别出心裁地画些绣花样子，我的一切都开始有人代劳：洗衣服，钉纽扣，打饭……真是绣得好的，有一位叫做陈新美的上海姑娘，会绣镂空的挖嵌，这一绝技我始终没有学会，只学会一种凸花的绣法，也无非是在绣之前，在丝线下面埋下粗线而已，花很少的钱买上各色府绸布，在上面绣白色的花，然后做成枕套，在那个单色调的时代，成为了一种享受。
奇怪的是当一切都极大地丰富起来之后，对那种美的享受要求反而降低了。世界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所以不再追求。终于发现自己具有“奥勃洛摩娃”本性。女红已经扔掉了好久，只有在偶尔翻箱子的时候，才找出那些曾经那么吸引我的东西感叹一番，像是在上一个时代得到的馈赠，虽然好，却已经异常陈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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