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见枢密副使岳飞比与同列，按兵淮上，公对将佐谓山阳为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远近闻之，无不失望。此邦于边面最为要害，盖捍御所当先者，而其议论乃尔，莫晓所谓。他日见士大夫，则又二三其辞，忠于谋国者，固如是乎？兹者入觐行朝，力辞使命，虽已勉徇所请，而充位庙堂，自若也。夫庙堂，算略所从出，使飞所为，悉如山阳之事，岂不上误注倚。”又言“臣近者尝抗章论列枢密副使岳飞，过咎不一，乞行罢免。陛下眷遇大臣，务全终始，至今寂然，未闻处分。臣待罪言路，有不得而已者。其他不复缕陈，姑以近日一事言之。楚州外扼贼营，内藩王室，实淮上襟要之地，所当悉力捍御，不可忽也。前此大帅是临，为备颇严，虏不得犯，民以安处。乃者帅臣入登庙堂，而城郭、兵革固自若也。陛下轸念边疆，宵旰以之，亟命飞等出使，措置其事，自应仰体渊衷，过为之防，而乃宣言于众，以楚为不可守。夫所谓不可守者，城不坚乎？兵不众乎？地利不足恃乎？城之不坚，葺之可也；兵之不众，益之可也；若以地利为不足恃，则相持累年，了无疏虞，其效明甚。质之以三说，飞之所言妄矣。况吾之所恃以为险者，大江而已。若不守楚，使虏得以冲突，则大江之险，遂与彼共之，朝廷虽欲一日奠枕，其可得乎？飞任隆兵枢，安危所赖，而谋国不令，乃至于此。尚俾参赞庙谟，其不误事者几希。”又言：“飞昨来被旨起兵，则固稽严诏，略至龙舒而不进；兹者衔命出使，则妄报偏见，欲弃山阳而守江。以飞平昔不应至是，岂其忠衰于君，诚如古人之谓耶？”又言：“臣比论列枢密副使岳飞之罪，章已三上。陛下尊宠枢臣，眷眷然惟恐伤之，姑示优容，未加谴斥。臣谬当言责，安可但已。况其间一、二事，大亏忠节。若坚拒明诏，不肯出师，以玩合肥之寇；首为异议，不务保城，以捐山阳之地。”又言：“闻飞近同张俊，往淮东措置军事。飞尝倡言山阳之不可守，军民摇惑，致喧外议，以谓朝廷欲弃山阳。所幸俊止其言，纷纷遂定。不然，使飞言遂行，则几失山阳，后虽斩飞，何益也。岂非飞之意可以误国乎？夫谋国不忠者，其效必至于误国，飞实有焉。若使尚赞枢机，终恐有误委任。物论籍籍，其失人之望如此。”又言：“臣尝论楚州不可不固守，又论岳飞等不和，各植党与，有违陛下更制之初意。臣初止闻时议欲不守两淮，而不知主其议者为何人；止闻岳飞不和，不知所以致不和之由者为何事。于是力采舆论，而后知其原，皆出于岳飞一人而已。何则？飞自去秋入觐，便为保江之说，且欲移屯于九江，置两淮于度外。有识闻之，莫不嗟骇。暨擢登宥密，与张俊同之楚州，措置军事。陛下深思远虑，其付托顾亦重矣。方俊欲缮治楚之城也，而飞辄沮之；欲经营两淮要害之郡也，而飞又以为不可。臣不知飞之意果何如，而至于是耶？”
熊克《中兴小历》曰：“绍兴十一年秋七月，右谏议大夫万俟卨言：‘枢密副使岳飞议弃两淮地，守大江以南。且飞提重兵十万，无横草之劳。倡言弃两淮，以动朝廷，此不臣之渐也。’癸丑，宰执奏事，上曰：‘山阳要地，屏蔽淮南，无山阳则通、泰不能固，贼来径趣苏、常，岂不摇动，其事甚明。比遣张俊、岳飞往彼措置战守，二人登城行视，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它之，飞意在附会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秦桧曰：‘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八月，时枢密使张俊、副使岳飞皆在镇江府，而右谏议大夫万俟卨等论飞罪，以谓今春虏骑犯淮西，张俊全师遇敌，趣飞来援，而飞固稽严诏，略至舒、蕲而不进。比与俊按兵淮上，又执偏见，欲弃山阳而不守，致喧外议。所幸俊止其言，纷纷遂定。于是飞上章丐罢，甲戌，以为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飞即罢，而俊独留镇江为备。”
《野史》传曰：“绍兴十一年，奉诏按兵楚州。行次镇江时，韩世忠人马入教场，俊欲分其背嵬，飞曰：‘不可，今国家唯自家三、四辈，以图恢复。万一官家复使之典军，吾曹将何颜以见之？’俊大不乐。及至楚州，俊谓飞曰：‘当修城守。’飞不答者久之，俊屡强问，亦勉答曰：‘吾曹蒙国家厚恩，当相与戮力复中原，若今为退保计，何以激励将士？’又不乐，语颇侵飞。遂迁怒于二候兵，以微罪斩之，飞垦救数四，不从。俊归，遂倡言飞议充山阳，专欲保江。桧风谏臣罗汝楫弹之，会飞亦自请解兵柄，遂为万寿观使。”
臣珂辨曰：“臣闻自古小人之诬忠良，必先覆护其所短者，反以加之，庶几上以欺当时，下以欺后世。忠良被诬，而其所短则覆护不露矣。彭盎以通吴，受按于晁错，而吴反，则请诛昏者，昏被诛，而盎之迹可掩也。翟方进以厚淳于长败露，而辄条长所善者，所善被黜，而方进之愧可谢也。先臣山阳之役，何以异此。
且台评之所以为说者，岂非谓先臣欲弃山阳而保江耶？是说也，张俊实倡之，秦桧实主之。俊之倡之也，所以欺当时；桧之主之也，所以欺后世。欺当时者，所以欺国人以及其君也；欺后世者，不惟欺其君，而又托之君以为说也。呜呼！小人之诬忠良乃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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