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本想约一二位朋友来演讲的，但是都不能来，故只好自己稍谈自己。现在一学年快完了，自己在学校内一年以来，每星期除了在课堂上与同学会面外，其余接谈时间已不能多，暑期以后，有许多同学，不能再来了，即能再来，也暂时有三四月的分别，所以借此地，约大家来玩玩。本来此地是风景最美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先后同学的一个纪念的地方。
大约三十年前，我二十余岁，在长沙，与几位同志办了个时务学堂。学生先后两班，每班各四十人，办了一年多，遇着戊戌政变，学堂解散了。第一班同学中有位蔡松坡（锷），那时他只有十余岁，在班中算是年龄最轻的。想起三十年前的事，令我很有感触；那时算是中国最初办的学校，功课简单得可笑；但我现在回忆，还是非常有兴趣；因为人数很少，所以感情易融浃；而功课简单，也就有简单的好处。现在学校功课是多极了，试问学生终日忙于机械的训谏中，哪有深造自得的机会？在那时功课是很少的，而同学也就各专习一科，而且精神非常团结。同学们都成了极好的朋友，共了多少次患难，几十人，几乎变成了一人。功课因专做一两门，精力集中，故比较地能深造，最少可以说物质的、功利的观念，比现在不知浅薄多少。当时同学于“书本子”学问之外，大家对于“做人”方法，非常注意，所以后来人材很多。
蔡松坡在全班四十人中，也算是高材生之一，当时的批评：最好的是李炳寰，其次是林圭，蔡松坡可以轮到第三，李、林二人，都是于庚子革命之役殉难了。那一役主持的人是时务学堂教员唐佛尘先生才常，他是中国第一次革命的领袖，成仁于汉口，我们同学随同殉难的有二十多人，与唐先生同为中国第一次革命的牺牲者。那时因蔡松坡年纪还小，唐先生不许他直接加入革命事务，叫他带信到湖南给黄泽生先生。黄先生是当时在湖南带领新军的，他是罗忠节公（泽南）的再传弟子，生平一切私淑罗忠节公；他虽然和我们同志，却认为时机未到，屡劝唐先生忍耐待时。他不愿意蔡松坡跟着牺牲，便扣留着不放他回去。松坡当时气愤极了，后来汉口事完全失败，黄先生因筹点学费，派松坡往日本留学。从日本回来，方入政界，卒至为国劳瘁而死；于护国之役这一次，总算替国家办了点事业。他死的时候，不过三十五岁，假使他多活十年，也不过四十五岁，至少国内局面，比今天不同一点。
当时我们看松坡，也不过是个好学的小学生罢了；他自己也想不到后来成为国家的大材。一个人将来是什么样人谁也不能料定的，此不独蔡松坡为然，例如：诸葛武侯（亮）在隆中的时候，曾文正公（国藩）在四十岁以前，胡文忠公（林翼）在三十五六岁以前，他自己也就没有料到将来会做这样伟大的事。不过国家需要人材，那是时时需要的，而人们当时时准备着，以供国家的要求。遇到相当的机会，便立刻可以替国家服务。所谓事业也不必一定限定于政治的军事的，才可算事业；所以一个人，能抱定为国家服务的意旨，不会没有建设的。就怕自家没有准备着，则机会来了，当然只有放弃的，所以我们当修养着，自己认清自己的责任。
反观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以外，更没有所谓意志，也没有机会做旁的事。有志的青年们，虽然不流于这种现象，也无从跳出圈套外，于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掺和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它体现出来。在以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任便做哪一家都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么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至于智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智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这句话怎么讲呢？例如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洽理而且细密……凡此之类，都一面求智识，同时一面即用以磨炼人格，道德的修养，与智识的推求，两者打成一片。现世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所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做磨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我很痴心，想把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但照这两年的经过看来，我的目的，并非能达到多少。第一个原因，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以断片的智识相夸耀，谈到儒家道术的修养，都以为迂阔不入耳，在这种氛围之下，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第二件，清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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