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而极之，至于他书，其类例悉准是，外有经方、相人、形法之属。至于释、道，其题号皆曰“经”，学诚所不讥。诚格以官书之律，释者有修多罗，传自异域，与诸夏异统，不足论；道士者，亦中国之民，何遽自恣？而老子又非道士所从出也，本出史官，与儒者非异教，故其徒庄周犹儒服。。儒家称经即悖，而道家称经即无悖，。何其自相伐也？
章炳麟曰：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正今之世，封建已绝矣，周秦之法已朽蠹矣，犹欲拘牵格令，以吏为师，以宦于大夫为学。一日欲修方志以接衣食，则言家传可作，援其律于《东方》、《管辂》诸传，其书乃远在杨雄后。旧目《七略》，令目四部，自为《校雠通义》，又与四库官书龃龉；既薄宋儒，又言诵六艺为遵王制。时制五经在学官者，《易》、《诗》、《书》皆取宋儒传注，则宋儒亦不可非。诸此条例，所谓作法自毙者也。
问者曰：经不悉官书，今世说今文者，以六经为孔子作，岂不然哉？应之曰：经不悉官书，官书亦不悉称经。。《易》、《诗》、《书》、《礼》、《乐》、《春秋》者，本官书，又得经名。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明其亡变改。其次《春秋》，以《鲁史记》为本，犹冯依左丘明。左丘明者，鲁太史。。然则圣不空作，因当官之文。《春秋》、《孝经》，名实固殊焉。。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迹息者，谓《小雅》废；诗亡者，谓正雅、正风不作。。《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六月》者，宣王北伐，《小雅》之变，自此始也。其《序》通言正雅二十二篇废而王道缺，终之曰：“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国史之有编年，宜自此始。故太史公录《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明前此无编年书。《墨子·明鬼》篇引周、燕、齐、宋四国《春秋》，三事皆在隐、桓以下。《周春秋》乃记杜伯射宣王事，宣王以上，欲明鬼，其征独有《诗》、《书》。明始作《春秋》者，为宣王太史。盖大篆布而《春秋》作，五十凡例，尹吉甫、史籀之成式，非周公著也。晋羊舌肸习于《春秋》则为《乘》，楚士亹教太子《春秋》则为《梼杌》。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惑者不睹论籑之科，不铨主客。文辞义理，此也；典章行事，彼也；一得造，一不得造。今以仲尼受天命为素王，变易旧常，虚设事状，以为后世制法。且言左氏与迁、固皆史传，而《春秋》为经，经与史异。。
盖素王者，其名见于《庄子》，。责实有三。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为素王眇论，多道货殖。其《货殖列传》已著素封，无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称素王者，自后生号之。王充以桓谭为素丞相，非谭生时以此题署，顾言端门受命，为汉制法。循是以言，桓谭之为《新论》，则为魏制法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足尽人事蕃变，典章亦非具举之，即欲为汉制法，当自作一通书，若贾生之草具仪法者。。今以不尽之事，寄不明之典，言事则害典，言典则害事。令人若射覆探钩，卒不得其翔实。故有公羊、穀梁、驺、夹之《传》，为说各异。是则为汉制惑，非制法也。言《春秋》者，载其行事，宪章文武，下遵时王，惩恶而劝善，有之矣，制法何与焉！经与史自为部，始晋荀勖为《中经簿》，以甲乙丙丁差次，非旧法。《七略》《太史公书》在《春秋》家，其后东观、仁寿阁诸校书者，若班固、傅毅之伦，未有变革，讫汉世依以第录。虽今文诸大师，未有经史异部之录也。今以《春秋》经不为史，自俗儒言之即可，刘逢禄、王闿运、皮锡瑞之徒，方将规摹皇汉，高世比德于十四博士，而局促于荀勖之见。荀勖分四部，本已凌杂，丙部录《史记》，又以《皇鉴》与之同次，无友纪，不足以法。后生如王俭，犹规其过。。今陈荀勖之法于石渠、白虎诸老之前，非直古文师诮之，唯今文师亦安得闻是语乎！今文家所贵者，家法也；博士固不知有经史之分，则分经史者与家法不相应。夫《春秋》之为志也，董仲舒说之，以为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然太史公自叙其书，亦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异语”，“俟后世圣人君子”。班固亦云，凡《汉书》，“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其自美何以异《春秋》？《春秋》有义例，其文微婉。迁、固亦非无义例也；迁、陈寿微婉志晦之辞尤多。太山、梁父，崇卑虽异哉，其类一矣。
然《春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阔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太史公云：《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此其效也。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粲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且苍颉徒造字耳，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后嗣犹蒙其泽。况于年历晻昧，行事不彰，独有一人抽而示之，以诒后嗣。令迁、固得持续其迹，讫于今兹，则耳孙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然后民无携志，国有与立，实仲尼、左丘明之赐。故《春秋》者，可以封岱宗、配无极。今异《春秋》于史，是犹异苍颉于史籀、李斯，只见惑也。盖生放勋重华之世者，不知帝力所以厚；生而策肥马乘坚车者，亦不识先人作苦。今中国史传连蕝，百姓与知，以为记事不足重轻，为是没丘明之劳，谓仲尼不专记录。藉令生印度、波斯之原，自知建国长久，文教浸淫，而故记不传，无以褒大前哲，然后发愤于宝书，哀思于国命矣。。汉世五经家既不逆睹，欲以经术干禄，故言为汉制法。卒其官号、郡县、刑辟之制，本之秦氏；为汉制法者，李斯也，非孔子甚明。近世缀学之士，又推孔子制法讫于百世。法度者，与民变革，古今异宜，虽圣人安得豫制之？《春秋》言治乱虽繁，识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韩非，下犹不逮仲长统。故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明其藏往，不亟为后王仪法。《左氏》有议，至于《公羊》而辩。。持《繁露》之法以谒韩非、仲长统，必为二子笑矣。夫制法以为汉则隘，以为百世则夸。世欲奇伟尊严孔子，顾不知所以奇伟尊严之者。
章炳麟曰：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讫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搰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维纲是？《春秋》之绩，其什佰于禹耶。禹不治洚水，民则溺，民尽溺，即无苗裔，亦无与俱溺者。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相安于舆台之分。《诗》云：“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为流涕长潸者也。然则继魏而后，民且世世左衽，而为羯胡鞭挞，其憯甚于一朝之溺。《春秋》之况烝民，比之天地，亡不帱持，岂虚誉哉？何取神怪之说，不征之辞，云为百世制法乎。又其诬者，或言孔子以上，世澒澒无文教，故六经皆孔子臆作，不竟有其事也。即如是，墨翟与孔子异流，时有姗刺，今亦上道尧、舜，称诵《诗》、《书》，何哉？三代以往，人事未极，民不知变诈之端，故帝王或以权数罔下。若其节族著于官府，礼俗通于烝民者，则吏职固有常矣，书契固有行矣，四民固有列矣，宫室固有等矣，械器固有度矣，历数固有法矣，刑罚固有服矣，约剂固有文矣，学校固有师矣，歌舞固有节矣。彼以远西质文之世相拟，远西自希腊始有文教，其萌芽在幽、平间；因推成周以上，中国亦朴陋如麋鹿。。夫文教之先后，国异世，州殊岁，不得一剂。若夫印度文教之端，始自吠陀，距今亦四千年，不与希腊同流化。。必欲使一剂者，大食自隋世始有文教；推此以方中国，复可云八代行事，自王劭、牛弘臆为之也。
问者曰：孔子诚不制法，《王制》诸篇，何故与《周礼》异？应之曰：《周礼》者，成周之典。周世最长，事异则法度变。重以厉王板荡，纲纪大乱，畴人子弟分散。。《周礼》虽有凡要，其孅悉在畴人。畴人亡则不能举其事，虽欲不变无由。故左氏言春秋时制，既不悉应《周官》。其后天下争于战国，周道益衰，礼家横见当时之法，以为本制。若《王度记》言天子驾六，则见当时六骥之制也。。《祭法》言七祀五祀，则见楚有国殇、司命之祭也。。又以儒书所说夏殷故事转相傅丽，讫秦用驺子五胜，命官立度，皆往往取符应。汉初古文家如张苍，犹不能脱，况濡于口说者。。故《王制》不应《周礼》，而《繁露》、《白虎通义》之伦，复以五行相次，其始由闻见僻陋，其终染于阴阳家言而不能骋。假令《王制》为孔子作者，何缘复有周尺东田之文；若为汉制法耶，爵当有王侯，何故列五等；地当南尽九真，北极朔方，何故局促于三千里？西域已宾，而不为置都护；匈奴可臣，而不为建朝仪，以此知其妄矣。《繁露》诸书，以天道极人事，又下《王制》数等。卒之令人拘牵数术，不尽物宜，营于祥，恐将泥夫大道。
言六经皆史者，贤于《春秋》制作之论，巧历所不能计也。虽然，史之所记，大者为《春秋》，细者为小说。故《青史子》五十七篇，本古史官记事。贾生引其胎教之道，王后有身，则太师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各以其职御于门内。太子生而泣，则曰声中某律，滋味上某，命云某，然后县弧，然后卜王太子名。是礼之别记也，而录在小说家，《周考》、《周纪》、《周说》亦次焉。《周说》者，武帝时方士虞初，以侍郎为黄车使者，采闾里得之。今之方志，其族也。《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新物”。唐世次《隋·经籍志》者，以是为小说根本，区以为事。《南州异物》，《南方草木》，则辨其产；《荆楚岁时》，《洛阳伽蓝》，则道其俗；《陈留耆旧》，《汝南先贤》，则表其人。合以为志，《周纪》之属以方名。故诸杂传、地理之记，宜在小说。仪注者，又青史氏之流。今世所录史部，宜出傅小说者众矣。《周纪》诸书，据偏国行事，不与《国语》同录于《春秋》家者，其事丛碎，非朝廷之务也。且古者封建，王道衰，故方伯自制其区宇。《国语》录周以下，齐、晋、楚、吴、越皆秉方岳之威，制儗共主，郑故寰内诸侯，鲁亦旧为州牧，而僭礼逾等之事多矣。故国别以为史，异于猥蕞小侯。自秦以降，以郡县治民，守令之职不与王者分重。独如《华阳国志》录公孙述、刘备、李势之流自治一方者，宜在《春秋》。。其他方志、小说之伦，不得以《国语》比。宋世范成大志吴郡，犹知流别；挽世章学诚、洪亮吉之徒，欲以迁、固之书相拟，既为表、志、列传，又且作纪以录王者诏书，盖不知类。且刘縚为《圣贤本纪》，而子产在其录；本纪非帝者上仪，即府县志宜以长官列纪，何故又推次制诏？一前一却，斯所谓失据者哉。
世人又曰：志者在官之书，府县皆宜用今名。然今府县之志，不上户部，非官书。虽为官书，虞初奉使以采周俗，何故称《周说》，不称“河南说”邪？盖方志与传状异事，传状者，记今人，其里居官位宜从今；方志者，始自商、周建国及秦、汉分郡县，以逮近世，二三千年之事，皆在其中，即不可以今名限齐。《传》曰：疆易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今之府县，因古旧治而疆域迫狭者多矣。然其士女一端可称，虽分在他府县，犹入录。若范成大志吴郡，阖闾、夫差之臣及孙氏时为吴郡人者，皆比次入其籍。阖闾、夫差所部，远及江淮，其地不专宋之平江，其臣佐出何乡邑不可校，以系吴故志之。孙氏之臣韦昭，本云阳人，云阳于宋不属平江，以系吴郡，故志之；若署为《平江志》者，宜简韦昭之徒使不得与。为是斟酌古今，以吴郡为之号，然后其无旁溢也。今为府县志者，不旁溢则宜予今名，旁溢则宜予旧名。多爱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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