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路易士相识，已有六年之久。打仗的第二年，一天，路易士从云南而来，在杜衡处见面了，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贫血的，露出青筋的脸，一望而知是神经质的。他那高傲，他那不必要的紧张、多疑、不安与顽强的自信，使我和他邻居半年而不能丢开矜持。他很少和我谈起文艺，因为他认为我不懂。我问杜衡他的诗怎样，杜衡说：「朋友之中，他是有诗的天才的。」并且找了几首给我看，我也认为好。但我以为他的诗的境界以乎太急促、太局限了些。杜衡也同意，惋惜於他读书太少，生活的经验也太少。这批评的是事实，但事後想想，却觉得还不够了解他。
路易士的读书少，并非懒惰可以解释，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弱者，不能忍受从侪辈中看出自己的贫乏，甚至於不能忍受这世界上还有比他强的。这妨碍他写戏剧、小说、与论文，但幸而还不妨碍他写诗。
他的诗，没有继承前人的好处，但也没有继承前人的坏处。他的诗有他的独创的风格。因为他的生活经验缺乏，所以常常错误，并且狭隘。但错误有时候也会成为艺术，如贝多芬为赞美拿破仑而作的交响曲，且对於拿破仑的观察是错误了。但贝多芬不必为此而愧悔，虽然拿破仑不过是幻象，那交响曲却是真实地存在着的。
赞美的反面是攻击，吉诃德先生之攻击风车，与贝多芬之赞美拿破仑，同样错误，但也同样有其严肃的一面。这里，存在着智慧与知识的区别。几千年来，人们到圣地朝山进香，其实崇拜的乃是人们自己心中的神，歌颂一个平凡的女人，其实歌颂的乃是人们自己心中的美与圣洁，正如贝多芬所赞美的，其实乃是他自己心中的英雄。几千年来，人们为了极琐碎的事情而决斗，而自杀，这和吉诃德先生之把风车当作巨人，可以说是同样的不足道，但也同样是真实的。
路易士，你和他谈理论，只能听到慷慨激昂，却往往不知所云。他谈文艺理论，有时候也谈政治，但都很少研究，也不想研究，只是在世界上，有他所反对或赞成的东西，如此而已。他也不想接受别人的纠正，或克服别人，他只是想抓住一样东西来支持自己，有人同情，他就满足了。要了解他何以反对这，赞成那，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他采取的是另一种标准，他有他的另一种出发点。那标准，是与一切理论无涉的。所有正义的与非正义的观念，责任或道德，理论或事实，他全不管。只是他认为对，他觉得有赞成或反对的需要，他就这麽的肯定了。但也并不固执到底，他倘然改变原来的主张，往往不是因为何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理由，而且并不後悔。
这种派头，说他浅薄，是太简单的解释。说他是虚无主义者，也不是。像路易士那样的人，生在今世界上、孤独、受难，诸般的不宜。社会不理会他，不对他负一点责任，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所以，要他对社会负责任，也是不可想像的。如同一只在旷野里的狼，天地之大，只有他自己的呼吸使他感觉温暖。孤独使他悲凉，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伟大，不是他存在世界上，而是世界为他而存在。
他很少帮助朋友，也很少想到要帮助朋友。他连孩子都不喜欢。随着社会的责任与他无关，配合於社会的生活技术在他也成为隔膜的东西。他的很少注意理论与事实，除写诗外没有学到什麽东西，只是因为他惊吓於自己的影子。他的狭隘是无法挽救的。他分明是时代的碎片，但他竭力要使自己完整，这就只有蔑视一切。
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需要发出声音，就是只给自己听听也好。听他谈论，你会感觉他是在发泄自己，主要还是说给自己听的。虽然似乎淡薄，然而是从他的灵魂的最深处发出来的生命的颤动，是热闹的，但仍然是荒凉的。
可是他和绥惠略夫不同。如鲁迅所说，绥惠略夫「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於要杀害他，他於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雠，一切都破坏。」但路易士没有替社会做过事，对社会没有过爱，因而也没有憎，他只是执着於自己的存在，没有行成虚无主义者。绥惠略夫是革命的失败者，但革命的风暴仍在震荡，所以他的调子是强烈的，愤怒而不颓废，绝望而非玩世不恭。倘在革命的风潮消歇之後，则失败者的情绪就成为山宁那样的蔑视一切了。山宁的蔑视一切，是比绥惠略夫的毁灭一切更虚无可怕的。但路易士也不同於山宁，路易士有山宁所没有的恐惧与不安。那是因为，山宁是紧接在革命失败之後的人物典型，在那期间，什麽理想都没有，人们彷佛在潮汐退落後的沙滩上行走，四围是空旷的，自己的影子是明晰的，创痛之余，简直还有一种得到解脱似的喜悦，对自己特别珍惜起来，而身外的一切都成为不足道。这种心境是不长久的。
这之後，山宁那样的人物就要成为过去，出现的乃是路易士那样的人物了。
当北伐时期的革命已经从记忆中渐渐淡忘，而新的时代启示还没有显明，社会是在经常的破落中，这之际，游离出来的就有路易士那样的人物，不止他一个，而是一群。他们没有严重的失败情绪，也没有魅人的时代前景供他们追求。他们只是分散地对自己的被迫害而反抗，不是联队的战斗，也没有号筒，各人只能信托自己；集体的战略与战术不需要，也不关心；看不见自己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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