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像我见过的官，装腔作势，可是观众不怕他，也没有憎恶。观众的态度必是难得有这样的天真的，因为舞的好，把观众提得这样高了。「花郎」描摹一个游冶郎，也是讽刺的，可是仅有一点刻薄，为了青春的缘故，他的一切都被观众所原谅。还有是描摹一个有自卑心理的驼子，一个少女故意撩拨他，和他跳了一回舞，又跑开了，撇下他孤伶伶地，观众心里难受起来，然而还笑着。张爱玲去看了回来说：「讽刺也是这麽好意的，悲剧也还能使人笑。一般的滑稽讽刺从来没有像这样的有同情心的，卓别林的影片算了不得的了，不过我还是讨厌里面的一种流浪人的做作，近於中国的名士派。那还是不及崔承喜的这支舞。到底是我们东方的东西最基本。」
艺术是这样的使人间成为亲切的，肯定的。因为稳定，所以能豪放。豪放起来也没有那种无家可归的惨淡决裂。我在朋友家看到过一个人形，用泥雕塑，是日本仿古作品，仿的唐朝的女人，前额两个髻，做得不太高，也不遮着额角，背後的头发分开做两络，像梳的小辫子，披到肩头，穿一件深粉红广袖单衫，绣着金色花朵，下面一条长长的花黄裙子，从胸下起到脚面，腰间系一条深蓝带子。她右手抱着一个铜绿色的瓶，像是盛水盛米用的，左手绕过去按在瓶口的边沿，身体微微倾斜。脸像少妇，也像少女，有天真的明媚。整个的姿势雍容清洒，可以想像她走在画堂前，可以想像她是春天郊野里的游女，也可以想像她在操作。是这样的豪放，流转自如的。这里我想起张爱玲的文章里说的：晚上不放下帘子睡觉，醒来的满屋子阳光，外面有热闹的电车声音。不管这一天将有什麽事发生，单这堂堂的开头已经是可爱的。
新时代的文明是都市的，并且要以都市的光来照亮农村。张爱玲，她是澈底的都市的。春天的早晨她走过大西路，看见马路旁边的柳树与梧桐，非常喜欢，说：「这些树种在舖子面前，种在意大利饭店门口，都是人工的东西，看着它发芽抽叶特别感到亲切。」又说：「现代文明无论有怎样的缺点，我还是从心底里喜欢它，因为它倒底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她喜欢公寓生活，因为公寓里没有住家的那种沉淀的忧伤。
她认真地工作，从不占人便宜，人也休想占她的，要使她在稿费上头吃亏，用怎样高尚的话也打不动她。她的生活里有世俗的清洁。在香港时，路上一个瘪三抢她的钱袋，夺来夺去好一会，还是没给抢去。一次是在上海，瘪三抢她手里的点心，连纸包一把抓去了一半，另一半还是给她攥得紧紧的拿了回来了。对任何人，她都不会慷慨大量，或者心一软，或者感到恐怖而退让。现代人的道德是建在占便宜上，从这里生出种种不同身份的做人风格。张爱玲没有一点这种禁忌，她要的东西定规要，不要的定规不要，什麽时候都是理直气壮的。
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人的展开，而现在却是人与人的关系淹没了人。
先要有人的发现，才能刷新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安得上所谓「个人主义」、「集团主义」的名词。然而左派理论家只说要提倡集团主义，要描写群众。其实要描写群众，便该懂得群众乃是平常人，他们广大深厚，一来就走到感情的尖端并不是他们的本色。他们是在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里生活着，但他们把它烹饪过了，不是吃的原料。是他们日常的生活感情使他们面对毁灭而能够活下去。资本主义的崩溃，无年无月的世界战争与已在到来的无边无际的混乱，对於平常人，这是一个大的巫魇，惘惘的，不清不楚的，而左派只是学的陈涉，陈涉使人夜於丛祠旁篝火狐鸣：「大楚兴，陈涉王！」使农民惊恐，他们的文艺便是这种狐鸣。他们用俄国的神话，美国的电影故事，山东人走江湖的切口，构成他们作品的风格。如马克思主义者自己说的：每一种风格都是阶级性的狭隘，再狭隘些，风格就更固定而为习气。
左派有很深的习气，因为他们的生活里到处是禁忌；虽然强调农民的顽固，市民的歇斯底里与虚无，怒吼了起来，也是时代的解体，不是新生。
民国三十四年六月载於上海「天地」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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