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颂，与哀册，只要是诚心诚意写的，还是有价值，使人读了感知有天道，人世有至尊至贵，有生荣死哀。又譬如北伐前後的左倾青年把列宁与史大林崇拜之极，崇拜的对象虽错了，亦是可贵的一片向善之心。
所以文学有在是非之外的好与不好。
二十年前日本尚无人说公害，我在汽车搬运大卡车的噪音、废气的国道走亦还是对之有好意，这回想起来，可比走在地狱中，有目莲的人的端正安详。还有是大暑天太阳底下在荒荒的街角一家饮料店，叫来一杯化学颜色染得通红的刨冰，看见邻座的姑娘在吃，我也豪快的把来吃了。
朱天心的「方舟上的日子」里的，便像禅僧说的此地是什麽所在，说是说非，即是你总不可以悭吝小气。
四
往年张爱玲住在上海赫德路公寓，她文章里有写从阳台上望街道与电车当当来去。因为她写得太好了，我当这里是圣地，只觉不可以变动她的居处与日常生活。但是公寓房子怎及正经的中国邸宅好，上海的现状亦且不是可长久的，其後上海沦陷，张爱玲还是离去了。
原来以为不可以变动她的居处与日常生活，也是我的悭吝小气。今读「方舟上的日子」我就儆诫自己，虽是对於好的东西亦不可再悭吝小气，想要保持它。朱天心的文章自是永在的，但今社会与男女之间的俗化恶化，在塌陷下去的现实还是不可放置。与迁怒相反，迁喜的原谅也是不可以。朱天文送我她小时用塑胶吸管摺的一只彩色角球，我很珍重的挂在书架上，但还是要想倘用草或绢或本纸来编可以更好。
苏轼当初与章惇要好，两人都年轻，其後章惇为柑，却陷害苏轼，而苏轼昔年赠章惇的诗仍收在集中。我亦有赠人诗，其後发见那人不值得，但我在那诗里所写的话依然是真的。朱天心将来会发现昔年的同学有的并不是那回事，然而今日她写在文章里的亦依然是真的。「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里的，与朱天文「青青子衿」里的对世人世事与物的无差别的善意，就是文学的绝对的境地。
五
张爱玲不同。
张爱玲的文章里对於现代社会有敏锐的弹劾。但她是喜欢现代社会的，她於是非极分明，但根底还是无差别的善意。可比平剧里对於奸恶小人亦与以美化。此即是无差别的善意。渔樵闲话里对於前朝里，当年的问题都已成了过去，遗留的就惟有这无差别的善意的风光。是非乃同一海水之浪，但有浪更见得泼剌现实。大凡因历史上的大行动而起的新文学，如五四运动而起的新文学，多是对於现社会有意见的，如云打倒旧礼教，要西洋文化。而今时台湾的自然发生的新文学则对社会几乎是无意见的。像这样自然发生的新文学在史上是很少有。
但我说的台湾新文学与颜元叔余光中那一派的无关。我曾稍微翻了一回季季与心岱的小说，只觉其是享乐青春，享乐现社会，惟因年轻，享乐也清吉健康。但其後觉得社会的现实不这麽好玩了，自己也不年轻了，情操上渐渐没有了以前的清吉健康，於是或则变为贪欲，单是我再要，我再要。又或则自己觉得不济了，赶学些西洋文学的方法与观念来支持自己，但是写的东西反为不及以前的无学。这就是十七岁型的终了。
朱天文等的也是自然发生的文学，但是与她们的不同，一是天才的不同，二是做人的根底不同，三是用功的方法不同。
虽然如此，「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可比是写了前八十回红楼梦，还有後面的要写。依文章来说，红楼梦有了前八十回，已是完全的，但是就其作者来说，他还是不能不写下去。朱天心的这两部着作，已给读者提供了最高的人格与对人对物的情操，够你去做革命或做无论什麽大事，就文章来说也是完全的了。它使你觉得为人在世过的日子有意思。但是以後朱天心还有不同的场面要写，这里是个关口，非轻易可过。
再过几年，朱天心在北一女的那些同学都就职的就职，结婚的结婚了，又若干年後开起同学会来，见了面个个变得俗气与漠然，像红楼梦八十回後有一章是「病神瑛泪洒相思地」，昔日的姑娘都嫁的嫁了，死的死了。这时你对变得这样庸庸碌碌的昔年同学，你又将如何写法？这不是一句「往事如梦」可以了得。以前你曾与她们是同生同死的，现在她们不同了，而你还是昔日的你，你今日拿旁观者的态度看她们吗？但她们虽变得漠然了，她们的身上亦还有着你自己。你是如同神，看着现实的她们，也看着你自己吗？
以前你与她们一道时，其实你也是有着高过她们的，现在你真是高过她们了，也依然是侪辈啊。红楼梦前八十回是写自己，後四十回即是作者变为像旁观者写他人的事似的，这里发觉碰着了文章上很深的一个问题了，以前可是不知不觉中通过来了的。在红楼梦後四十回里作者便是这点上没有搞得好。
「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是永生的，但今你已不能再像从前的与她们玩了。昔年的男孩子也是一样，他们也不能再与你玩了。以前是大家都年纪小，大家都与天同在，与神同在，所以你与那些女孩子男孩子如同一人，而今是离开了神，只有你与这些人们。以前你是不知不觉中都是写的神的示现，神的言语，而现在你是用的什麽言语，写的什麽现象呢？
如现在的日本作家，他们写历史小说，写自传式的小说，写眼前的景物，写广岛与长崎原子炸弹的记录小说，便是都在这一点上失败了。连後四十回红楼梦也是在这一点上烦恼了，不说失败，也是失意。然则今後朱天心将怎样来打开这一关呢？
六
文章里写的是神的示现，用的文字是神的言语。像朱天心是小孩，她写的文章是神与她游戏。但一到了是作家，就发生问题了。今人已说习惯了文学家，但是文学家算得什麽呢？
中国向来礼乐文章是士之事，士的来历是神官，文章属於太史，太史统掌士的文学与民的文学，而最重历史，记的天道与人事，由太史自己来为，天子亲征，太史抱简册以从，兵败社稷亡则死之。
文章最大是历史，因为历史是神示现於天道人事与一个民族的言语，你若不是士，不是王官，与神无关，你就不配来为，所以孔子作春秋，他很注意到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历史之外，诗歌属於礼乐之乐，亦由王官执掌，祭政一体的王官都有神官的味道，虽中国的不是宗教。以色列人的列王纪与诗篇都列入圣经，与此有着相通。
士出自王官，所以士对於文章一直看得尊严，不是今人所谓文学家的资格所可写。文学家只等於艺人，中国向来对於陶工画师、雕匠、优伶等只许其当作一件活计来做，所谓做生活。文章之士的身分亦与雕匠优伶等同列。你不是士，即不在神前，即没有资格来为礼乐文章的文章。从前天主教只许神父读圣经，便也是这个资格问题。中国有士而非宗教，这资格问题的意义就更容易明白。西洋後来是马克斯讲文学者的阶级的资格，这就一无是处。作者的资格惟可是在神前的资格。托尔斯泰晚年注意到这个，但是这个话沾上宗教就不好了。
言语与文章皆是神的。我比较爱古印度的经典吠陀之与婆罗门，觉得比以色列人的圣经与神父宗教性少些。近代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对於神，也比托尔斯泰的好。而中国的诗人则是说仙意。
我是一个文艺者，我以一个文艺者的态度来对待我所描写的对象人物，这样的说话平常不觉其有毛病，今讨论到朱天心以後将如何写作，比方写八十回以後的红楼梦，才分明觉出神的问题了。才豁然知道文艺者的态度云云是怎样的浅薄了。
七
朱天心的是王风文学。
「击壤歌」里的国文老师的教法於她不合，她也对那老师敬爱。数学是她放弃了的，她也觉得数学伟大。她的性情搞不来她妹妹那种多情的恋爱，但是听她妹妹说「你不懂的」，她即刻承认恋爱比临考还难，比数学还伟大，她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好的。「方舟上的日子」里那男孩子踢路上的空罐头也踢得很好玩，与梁小琪跳舞时也托她的下巴，也吻她的嘴，然那男孩女孩都自然极了，是行的现代的格式，却像古往今来都是这样的，好到尚未有圣洁的名字。
然而朱天文说朱天心对於她所不赞成的事也有强烈的不喜欢。她母亲慕沙夫人我也听她讲过朱天心的同情此人，讨厌那人，当面做得出来。今後朱天心的文学会开向一个是非分明的世界吧。也许她还可以写台大四年记，是北一女三年记的风光的继续，却能不是重复的。可以一般是王风的，然而总该是不同的吧。再出了学校，就不能不写成人社会的种种不平事，还它一个是非分明了。这不是说前此所写的只是童年的世界不完全，那已是十分完全的。也不是说王风要收起了，如童心的要收起了，童心与王风永远是革命的格调，也是文学的基本格调，虽是在写一个是非分明的世界。文学只是像修行，朱天心还有修行在後头。以後要写的是孙先生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
拿现前的事来说，如以前有些文化人对我的攻击，朱西甯是与我同在激流下，朱天文朱天心虽然气愤，但是年纪还小。与这类似的场面，朱天文朱天心将来会是与之正面相对着的，这就是於你做人的磨练了。这里首先是见识，其次是器度，而於是有誓愿，合起来是一个悟得，革命的豁然。
人拿反日运动的民族大义攻击我，这就是关系时人的见识与器度的问题，比起悲愤，你倒是先要喜欢自己的见识与器度跟他们的不同，此是将感情上雾数的事把来在知性上过一过，使自己觉得清爽相的第一步。再留心看看此种现象还关系时局的气候，你就可以从自己个人所受的不愉快中走出来，稍稍也可以胸襟开阔些了。这也帮助你明白形势，量量自己斗得过，斗不过，有时候也要学学韩信。你乃可以想像当时韩信在淮阴市上被流氓拦住作难时他脸上的那表情，觉得亲切。朱先生是陪我直接受激流冲击的人，他有一句话：从来先知都是遭迫害的。他这样说时他与我早已心平了。天道是认真而儿戏，若非因那些人的迫害，我也不会来景美开了半年易经讲座，也不会在那爬藤与木瓜的大叶子的窗下写成「禅是一枝花」（碧岩录新语）。也不会暑夜在那院子里与朱家一家人看昙花盛开。也不会有那袁琼琼到过易经讲座来听讲。又也许不会有後来的「三三」。都是他们把我从华冈扫地出了门，才只可到景美的一条小街上逛逛，买枝原子笔哄朱天心又写一回「击壤歌」。我还给朱天文她们写了序文。天道失败都是成全，我喜欢三国演义里写曹操的句子：「古人作事无钜细，寂寞繁华皆有意。」倘若朱天心把这场面写出来，亦还是有王风的。
我对自己是有忧患的感觉，而没有对自己不满。对於那些人，我没有意思当作敌人，也不憎恨他们，但是对於他们所做的也不原谅。我的心境已到了像天道无私，一切总归於人世的劫毁与创造中。
「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是人神攸赞的文学，以後朱天心却是要写天道与人事。若不知天道，即是不知革命。这就文学来说也是开出了一个新的境界。若干年之後，今日的恶人恶事都要成为过去，人们所关心的当年的我们对恶人恶事的那态度，个人的不愉快，集团的憎恨，与造作的阶级的敌意，写在文学里会是怎样的琐小与低劣，只看都收不进渔樵闲话里就可知道。
新的境界的文学，是虽对於恶人恶事亦不失好玩之心，如此，便是写的中日战争，写的打倒中共，光复大陆那样复杂的成败死生的大事，或是写的痛痛快快，楚楚涩涩，热热凉凉酸酸的恋爱，亦仍是可以通於「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里的那单纯、喜气、无差别的绝对之境的。文章就是写善恶是非最难。这回偶然看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只觉真是人不能写比他自己高的对象。苏轼与王安石是政敌，而两人相见时的风度都很好。林语堂文中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比当事人更甚。苏与王二人有互相敬重处，而林语堂把王安石写得那样无趣，甚至明知故犯的对史料作不当的取舍。他赞苏东坡，但苏东坡在海南喜欢异雀飞来的吉兆，这些他都不录。他写朝云，但对苏东坡与朝云二人的高情到了死生忧患都了悟的一点他就不录。林语堂的俗就是完全不知有天道人事的天道二字。
民国以来，倒是五四的新文学有可喜，那时的青年斗旧礼教，纵使有的地方是斗错了，亦还是有风光，而其後北伐与对日抗战，在文学上邦不留下一点风光。中共经过那样大的斗，也不留下一点文学，都是因为只知写斗的人，不知写同时还有着不斗的天。这里我觉得先要从文学上脱却西洋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